发展中国家，通常是指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看，中国无疑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近年来却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常常受到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质疑，甚至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国际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误解,也有利于我们把握国情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一、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各项人均水平指标依然较低的客观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既要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也要看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总量看，中国经济规模的确不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13亿人口一除，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8594美元的一半，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从人均消费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的4.0%和日本的5.5%。
　　人均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民众真实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而热衷于在总量规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或关注的。他们经常谈人权问题，但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宣传或攻击，服务于某种利益需要。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是由构成13亿多人口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来体现的。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中国人权状况，应该不会忽略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人均指标，也不可能不顾人均指标，仅凭总量指标就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其次，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认为，受世界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享受与发达国家同样水准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居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生活，可以以高消费甚至高浪费的方式过好日子；另一部分则居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即使有机会通过发展来提高生活水平，也不应该有此追求，因为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平等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他们那里已全然不见了。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加上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不仅工业化先行国家，即使后起国家也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分享人类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同样需要改变其过度消费乃至浪费的生活和增长模式。在这方面，责任的分配同样要基于权利平等原则。
　　二、中国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没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视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窥一城一地之斑，可识全国之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都不到城镇居民的1/3；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不到城镇的1/3；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到城镇的1/6。从地区来看，以居民消费为例，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西部地区的2.3倍。即使在同一省区内，如珠三角和粤北、苏南和苏北之间，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都在2—4倍。
　　近年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迅速，但这并非是中国成为富国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佐证。从贫困人口数量看，以中国自身的贫困线标准衡量，2009年中国仍有3600万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标准衡量，贫困人口约有1.5亿。如果对照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与中国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来华的外国人往往逗留时间较短，所居之处又多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再加上视野和语言的限制，使外国人全面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难度加大，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
　　三、出口规模与结构使一些非专业人士高估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历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国均为发达经济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后，一些不了解国际分工新变化的非专业人士，往往会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终端切入，参与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口多为最终产品。虽然价值较高，但其中包含着相当比例的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如果扣除这些价值，仅在国内形成的增加值规模远小于出口规模。按人均出口金额计算，中国的人均水平就更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2009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550美元，远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国（6926美元）和美国（5667美元）。
　　中国的外贸产品结构容易令人产生误判。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95%是制成品，超过30%是高新技术产品，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制成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与发达国家主要开展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值的增值活动有着明显差别。
　　西方民众很容易感受“中国制造”对其生活的影响，但不易觉察到中国在服务贸易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劣势。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中国出口的是廉价的“体力劳动”，进口的是高昂的“脑力劳动”。虽然中国形成了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294亿美元，与美国同年1433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盈余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再考虑到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所造成的“商业存在”方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就更大了。
　　中国出口产品成本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压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容易被高估。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依靠低价优势占据市场，支撑这种优势的既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等合理因素，也有资源价格、环境成本和劳动所得被人为压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既有真实部分，也有不真实或“虚增”的部分。这种状况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实际上有损于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建设，将会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容易使人高估中国国民财富的总量
　　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通常是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数年保持世界第一。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有其独特性，与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差别。

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国家财富或财政资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从商业银行等渠道购得，在成为央行资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央行的人民币负债，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因此，外汇储备虽为央行资产，但非国家财富，更不能用于财政支出。
　　中国的人均外汇储备额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且有的发达国家更多的是“藏汇于民”。2010年中国人均拥有外汇储备214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4，也低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有的发达国家民间外汇储量巨大，如2008年日本民间就有外汇3万多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英国等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发达国家来说，其财富无需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来反映。仅从数量上看，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比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都要多。
　　人们大多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却很少注意到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不足，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457.5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1.3%，与此同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了万亿美元，国际投资顺差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由于对外投资能力不足，中国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购买低收益的外国国债，而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从海外直接投资中获取较高收益。
　　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外资企业创造，且包含着部分对外或有负债。有超过4成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外资企业在中国保持了较高盈利水平，2009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的利润总额达7511.5亿元人民币，约合1100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投资收益汇回632亿美元，近500亿美元等额的利润被留在了中国境内。如果这部分利润被汇出中国，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
　　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地方形象工程容易使人误判中国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工程，这些工程具有组织难度大、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多的特点。于是，一些人便心生疑问：这些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难以完成的工程，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
　　其实，中国的这种能力与其人口众多、资源总量较大、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强等因素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资源的规模增长引人注目，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若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人均财政支出只是美国的5.5%，是欧洲发达国家的4%。即使与巴西等国相比，中国人均财政支出也不高。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具有相当强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如汶川灾后重建，中国举全国之力，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方式，组织部分地方政府进行对口援建，原定三年的援建任务，只用两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特殊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机制了解不多，容易将规模宏大的工程与发达国家直接挂起钩来。
　　有些地方政府，尽管经济发展实力不强，却热衷于搞大广场等政绩工程，使城市白天富丽堂皇，晚上灯光灿烂，这给包括外国人士在内的外界以繁荣发达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地方的财政并不富裕，有的长期捉襟见肘，主要靠国家补贴和土地收益。这些不大算经济账的政绩工程，从长期和社会效益角度看也可能是亏本的，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预算约束力不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依靠寅吃卯粮筹措建设资金的做法，不仅提前透支了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也给未来留下了难以控制和化解的财政金融风险。
　　六、几点启示
　　其一，要把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准确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和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今后几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而美国为刺激经济、转嫁危机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应升值，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仍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把人均指标特别是有关民生状态的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适当淡化总量规模指标。
　　其二，要避免因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而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国际国内、城乡、区域、产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新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容易被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所掩盖。事实上，相对于总量规模指标，更能反映现阶段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是结构性指标和体制特征，而且经济总量的增长势头能否保持下去，也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观察、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既要看总量规模，更要看结构和体制特征，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其三，应从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多个维度展示中国全貌，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应该说，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主要是由于获取的信息有限。因此，在外界普遍关注我国经济规模的情况下，应加强对人均水平和结构特征的介绍。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适当引导他们到欠发达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背景下，要全面宣传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既要讲成绩，也要讲不足。更重要的是，逐步争取国际上的舆论主导权，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对外宣传，客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真实的发展状况。
　　其四，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相应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国际责任。在人均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中，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际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要大于人口较少的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相应多一些。即便如此，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发展水平的“基本面”。“超能力”承担责任，不仅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额外负担，还可能成为误解中国发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其五，加快科学发展、结构转变、深化改革，使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强国。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上呈明显差距，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于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排名居前的变化，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头脑发胀。要毫不动摇地抓住、用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切实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巨大经济规模掩盖下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持续提升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使人民群众公平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快提高人均指标和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中的位次。这既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的方向，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水平的误解。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