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城镇化①快速发展，“城市病”呈高发态势，严重困扰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过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同时也可能是各种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期。防治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成为亟须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城市病”的主要病症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莎利文认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城市以其更大的集聚效益，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进入其中，使小城市规模难以扩大，从而造成城市规模的“两极分化”趋向[1]。这一结论被我国的城镇化实践所证实。“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人口以特大城市为主，城市增加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巨型城市和中等城市”[2-1]。2008年，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总人口达19 507.51万，占城市人口总数的52.6%;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总人口3 292.31万，仅占8.9%。2004-2008年，8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人口增加了2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口则下降了4.7%[2-2]。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我国“城市病”的综合症候群已经显现，成为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交通拥堵严重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近年来，许多城市纷纷陷入交通堵局，造成城市“肠梗阻”。这不仅降低了城市运转效率，而且导致事故增多、污染加剧，干扰城市功能的发挥，甚至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衰退。

　　(二)能源资源短缺

　　能源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3]。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近年来，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三)生态环境恶化

　　城市的人口和产业比较密集，因此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也较为集中。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等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问题非常突出。其中，机动车污染尤为严峻，酸雨状况也不容乐观。这使得不少城市居民拼命寻找各种节假日或出差机会逃离城市，走向自然。

　　(四)安全基础薄弱

　　近年来，我国城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城市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寒潮袭来，便有不少城市水表冻裂、水管冻爆。到了夏天，又有许多城市遇雨即淹、逢雨必涝。许多城市地上、地下管线网络高负荷运转，部分设备设施老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次生、衍生灾害。

　　(五)社会矛盾凸显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农民工问题和城市贫困问题，导致城市社会矛盾多发与激化。城市对农民工持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甚至存在反城镇化的心理倾向，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下岗、离岗、失业、退休人员和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渐渐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拉美现象”①深刻地警示我们，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城市贫困防治问题，否则不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影响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二、“城市病”的复杂成因

　　“城市病”不仅症状多样，而且病因复杂。很多“城市病”的产生既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也有发展方式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原因。

　　(一)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病”多发具有客观必然性

　　历史表明，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曾经遇到过“城市病”问题。“尽管各国‘城市病’的症状有异，程度不一，但它从显现、发作直到康复都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而这一规律又直接地与城市化的生命周期密切相连。在其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具有呈‘S’型的上升规律，而‘城市病’则具有倒‘U’型的升降规律”[4-1]。城镇化率在30%—70%时，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在50%—70%时，“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4-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历时性矛盾共时性承受”催化产生并堆积着大量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题、矛盾和风险。“‘新兴+转轨+转型+快速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病’问题更具复杂性、综合性。中国城市的‘急症、慢症、并发症’存在共发的可能。”[5]

　　(二)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偏差，是“城市病”的症结所在

　　毋庸置疑，多年来，我们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存在偏差。受以GDP为主的干部任用、考核机制的影响，有些城市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对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够重视、怠于改善。华丽而羸弱，成了我们许多城市的通病。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不均衡，也是我们多年来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成为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大量人群之所以会单向涌入大城市，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大城市在就业、就医、教育等方面具有中小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的一线城市集聚了过多的资源，但城市与城市之间资源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一线城市交通、污染问题的恶化。”[6]

　　(三)城市规划和建设存在问题，埋下了“城市病”的隐患

　　城市规划是建设美好城市的基础，然而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很多城市没有成熟完善的规划体系，特别是对各行业的地下管线尚未有整合的城市规划设计。第二，城市规划的执行情况不理想，缺乏连续性和严肃性。有的城市政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一届市长、一轮规划”，导致城市无序发展。第三，城市规划理念落后。“中国城市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病，是因为城市规划多是在继续沿用1930年代的规划思想。……这种已经落伍的规划思想，是1933年雅典宪章所确立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路，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将城市解构成工作、居住、休闲、交通，前三个区域通过最后的交通加以连接，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特别是对大型城市，这样的单中心结构非常要命。”[7]片面强调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导致城市建设的“摊大饼”和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的分离，让不少市民几乎每天都要受“钟摆式”流动之累。大量人流每天在城郊之间奔涌，必然增加市民活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加重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四)城市管理欠科学，加剧“城市病”效应

　　多年来，一些城市管理者重管制轻协商，重收费轻执法，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善于运用市场机制。以对交通拥堵这一城市通病的治理为例，现在北京、上海限牌、限行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简单机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政做法，事实证明难以从根本上奏效。北京、上海不让上牌，有人就转到其他城市上牌;车辆限单双号出行，有人就买两辆车。“很多城市想简单地通过限购、限行等手段来解决，一时看来是让路上的车少了点，但长期而言只会刺激市民去买更多的车，反而会使城市交通压力变得更大。”[8-1]“城市管理部门没有更多地去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总是在想办法限制市民，限制各种服务对象，这种简单粗暴的传统管制思路不仅不能治病，还是很多城市不断‘生病’的根源所在。”[8-2]

    三、“城市病”的防治对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战略之一。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而要深刻认识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意义，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能听之任之，而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未雨绸缪，努力防治，积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核心。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实践“物本”突出、“人本”不足：许多大型建设与民生不搭界;包括农民工、失地农民、城镇拆迁居民等在内的较大规模的群众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加剧“城市病”，而且势必会引起人民群众对城镇化进程的质疑和不满，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实现城镇化发展模式由增长导向型向民生导向型的根本转变。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市场的选择下，城市的实际规模会大于最优规模，这个理论已被经济学界证明。” [9]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其宏观调控的功能，弥补市场缺陷，适当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和鼓励教育、医疗、重点项目等资源流入中小城市，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城市经济功能向注重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协调统一转变，由偏重城市发展向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努力实现城镇化的规模、速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做到城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二)做好科学规划

　　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事关城市建设的长远大局。规划的精准、全面和超前是最大的节约、最大的效益，规划的失误、遗漏和滞后是最大的浪费、最大的破坏。防治“城市病”，科学规划应先行。在此过程中，不应把城市当做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制定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系统规划。为此，要以“联系”视角和“前瞻”思维科学规划城市的结构、布局和功能。同时，可以借鉴2002年美国规划协会通过的《精明增长的政策指南》，将紧凑、鼓励步行、公共交通主导、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在科学制定好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要注重保持和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强化规划的约束力，从而切实发挥规划的先导和规范作用。

　　(三)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防治交通拥堵及其加剧的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关键是要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让人们能够通过公共交通方便、舒适、快捷地到达目的地。轨道交通不仅运量大，而且较准时，因此成为国内外很多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重要方面。轨道交通建设中，要注意地铁出入口的规划和设计，使之能够“抓住”更多乘客、提升运载力。与此同时，要注重做好轨道交通和其他公共交通线路的配套、衔接。

　　防治生态环境恶化、安全基础薄弱等“城市病”，要高度重视城市环境保护与治理、防灾减灾等方面的配套规划和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城市绿化净化和安全设施建设的投入，并保证其有效运营。

　　(四)创新城市管理方式

　　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的是要实现“共同防治”。“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充分体现出各自对公共决策的权利和影响，也各自承担起建设美好城市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的城市才会真的越来越美好。”[8-2]

　　防治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城市管理者应减少简单机械的行政干预，更多地通过健全法规政策来规范城市管理，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等市场机制引导老百姓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为此，可借鉴香港的做法，放开交通拥堵地区或中心城区的停车费;也可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拼车共享的产业搞起来。

　　防治资源、环境方面的“城市病”，尤其是“垃圾围城”这一“大病”，须改变过去被动应付和偏重末端治理的管理方式，实现对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创新，对从资源开发到生产、流通、消费、废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垃圾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而对垃圾进行分类是实现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基础。政府将每一种按类分好的垃圾都按一定价格收购，有助于引导居民做好垃圾源头的分类。

　　防治社会矛盾凸显、安全基础薄弱等“城市病”，要不断完善城市社会管理格局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城市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协调联动机制等。

　　(五)推动城市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带来的交通智能化，可以引导车流、减少拥堵;其带来的远程体验，可以减少市民位移的需求，降低整座城市的“流动性”，对节能减排也助益良多。“信息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更在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在城市运行的各个层面的渗透、融合与互动，而引发的‘质的革命’。‘城市病’正是在信息化与城市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双赢中被治疗、最终被治愈的。”[10]

　　综上所述，“城市病”并不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有问题，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我们坚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就一定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城市病”，彰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镇化要义。

　　①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但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等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来看，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可以通用。本文主要采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所用“城镇化”提法，少数地方用“城市化”是为了忠于原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美]阿瑟·奥莎利文.城市经济学[M].周京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2] 潘家华，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 [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7[-1]，120[-2].

　　[3] 叶 子.城镇化是个“天大的问题”[N].北京：中国青年报，2011-05-23，(2).

　　[4] 周加来.“城市病”的界定、规律与防治[J].北京：中国城市经济，2004，(2)：30[-1]， 30-33[-2].

　　[5] 张 然.大城市步入“城市病”爆发期[N].北京：京华时报，2012-02-10，(5).

　　[6] 荆宝洁.城市规划矛盾引发“超级城市病”[J].北京：今日国土，2011，(2):23.

　　[7] 张传文.中国集体城市病:谁在掌控城市 [J].北京：中国减灾，2011，(10/下):26.

　　[8] 唐子来，等.“美好城市”VS“城市病”[J].北京：城市规划，2012，(1)：55[-1]，72[-2].

　　[9] 刘爱梅.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与原因[J].北京：城市问题，2011，(4)：5.

　　[10] 方维慰.论信息化与“城市病”的治理[J].北京：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