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网络是城市存在的空间范式，它在空间尺度上可划分为世界城市网络和区域城市网络。其中，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经历了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世界城市网络三个阶段；区域城市网络则包括巨型城市区、全球城市区域、城市群等研究领域。世界城市网络所运用的生产者服务业分析方法中的单一中心城市模式与区域城市网络的封闭模式相互割裂，不能合理解释当代世界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及内在关系。全球价值链可将世界城市网络与区域城市网络有效融合，是研究不同功能城市所组成的多元世界城市网络模式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世界城市网络，区域城市网络，全球价值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6)。

城市不能孤立地存在，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城市的第二本质”^[1]。1980年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跨国公司的全球重组、产业的国际转移趋势，使得世界城市体系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城市组织呈现出网络化趋势。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使得城市网络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组织的新范式^[2]。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学者将网络概念引入到世界城市体系研究之中，开创了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领域^[3]。近些年来，在区域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城市区域视角分析区域城市网络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形成了诸如大都市区、都市圈、巨型城市区、全球城市区域、城市群等相关的研究领域。

尽管世界城市网络与区域城市网络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例如，世界城市网络分析框架仅包含世界主要中心城市的单一中心城市模式，不能合理解释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的发展格局^[4]，区域城市网络的内向性趋向限制了区域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的衔接。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尺度下的世界城市网络及国家或地方尺度下的区域城市网络(巨型城市区、全球城市区域、城市群等)的主要研究脉络与研究成果，总结出两种尺度下城市网络研究的缺陷，并提出融合世界城市网络与区域城市网络的多元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一 世界城市网络

对于世界城市网络的理解，学者们大多借鉴了“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5]理念，并赋予了世界城市相互联系的思想。泰勒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的概念，认为世界城市网络是作为世界经济的网络层次，作为网络多重中心的城市节点层次，作为创造网络的服务公司次节点层次所构成的一个多重网络系统^[6]。由于研究视角及方法的不同，有学者将跨国公司等看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的塑造者^[7-8]。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起源于霍尔提出的世界城市的概念，此后弗里德曼在“核心—边缘”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萨森以讨论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为基础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设，而在卡斯特提出关于信息城市的“流的空间”概念之后，泰勒开创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新阶段。从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有关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框架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世界城市研究、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丰富了当代城市研究的内涵，推动了对知识经济条件下当代城市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

1.世界(全球)城市

早期世界城市个案研究主要从功能出发，提出世界城市的概念、属性与内涵。霍尔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东京等处于世界顶尖位置的城市的政治、贸易、通讯设施、金融、文化、技术以及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认为，世界城市就是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第一线大城市，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中心，信息汇集和转播中心，大的人口中心等^[9]。海默在世界经济体系研究中，提出了世界“经济转向”及总部控制在当今世界中的主宰地位，认为跨国公司总部趋向集中于世界主要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波恩、东京等。在这之后的许多研究把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判别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序的重要指标^[10]。科恩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并运用“跨国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两个指标分析了若干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11]。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组织和控制世界经济战略性的功能，其形成的过程是“全球控制力”的产生过程，这种控制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方面^[12]。根据弗里德曼对世界城市主要特征的总结，我们可以认为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力”的生产过程是世界城市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萨森的全球城市假说则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切入，对纽约、伦敦、东京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和强度，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性服务公司的分析来诠释全球城市^[13]。其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全球化使中心功能向少数城市聚集，是全球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全球城市是专业化服务、金融创新产品、市场要素的生产基地；全球城市的不断发展影响了全球城市与其所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国家城市体系的间断性；全球城市的产生使得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出现极化。萨森的主要贡献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引入到全球城市研究之中，其全球城市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全球城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历史阶段”，是全球性生产的控制中心。卡斯特提出的“流的空间”理念，认为信息时代的全球支配性功能和过程是以网络来联系的。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世界城市充当着主要的节点，世界城市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他们的辅助性社会联系起来的地方。卡斯特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给予了世界城市动态和联系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国内学者有关世界城市的研究随之出现。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主要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内涵、特征进行了界定和梳理。早期，国内学者对于世界城市的理解主要受到世界城市假说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对世界城市的认识。例如，汤正刚认为，世界城市是在国际劳动分工、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中心，或者是某一国际区域、某一特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14]；宁越敏认为，世界城市是协调和控制全球经济活动的中枢，也是国际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15]；沈金箴、周一星认为，“世界城市”是指一种“世界城市地位”，它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既强调不同城市的共性，也重视城市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有关文献提出了判别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16]。近年来，受萨森全球城市假说的影响，国内学者将生产者服务业也纳入到了对世界城市的理解中^[17]。

国内学者还从劳动分工、经济全球化等方面论证了世界城市的成因。宁越敏是国内最早将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引入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劳动分工是全球城市形成的主要因素^[18]。李国平认为，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空间重组以及区域基础都对世界城市格局形成及发展具有深刻影响^[19]。沈金箴以东京为例实证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机制，认为东京在世界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四个特点：以创新为源泉的雄厚综合经济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是东京形成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以国家战略要求为发展主旨是东京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保证；再塑全球竞争力是东京保持其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手段^[20]。谢守红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最终导致世界城市的形成，他同时指出，全球化通过全球金融整合、全球服务性经济、跨国公司与国际生产网络、国际贸易的增长与转变、全球通信网络等几个途径促进了全球城市的发展^[21]。

2.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在对世界城市个案的研究过程中，西方学界注意到众多城市都具有世界城市的特征，于是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研究。其中弗里德曼以及泰勒与沃克对全球城市等级的划分影响最大。弗里德曼从“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出发对全球城市等级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衡量全球城市等级的七种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包括区域)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快速成长的商业服务业部门、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运输节点、人口规模，并依照已有的世界银行的标准，将全球城市按核心与半边缘国家区分为主要和次要两大类(表1)^[22]。泰勒和沃克将生产性服务业研究方法应用到全球城市等级的划分中，对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四种主要的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形进行了分析。上述行业的总部与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分布愈多则得分越高，最高为12分，得分在3分以下者代表尚未成为全球城市。通过对55个城市与46个生产服务公司的分析，他们得出了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划分方案(表2)^[23]。这种等级分类通过各种指标计算将世界城市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为识别世界城市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并为后续的世界城市网路研究提供了一组可经检验的具有世界城市性质的研究对象。但是，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研究采用的仍然是多城市比较的方法，重属性数据而轻关系数据，不能解释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1 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表2 泰勒与沃克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3.世界城市网络

传统的世界(全球)城市研究偏重于对城市特点的刻画与描述，缺乏对其发展演变规律的探究，其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研究方法。随着对世界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世界城市层级体系已不能揭示世界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工业经济所主导的全球等级体系在慢慢消亡，代之以“全球一地方”垂直联系为原则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由此世界城市研究视角转向了世界城市网络。早期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电信容量、航空客流、互联网进行分析^[24-25]。国内学者也采用类似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中国航空航班数据、互联网骨干网数据来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26-29]。

随着萨森运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城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众多学者也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重要手段。泰勒等人把世界城市看作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认为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内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这些物质流彼此连接在一起^[30]。泰勒等采用会计、金融、广告和法律四种高级生产性服务在主要世界城市的分布和联系，从组织角度探索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尤其是伦敦与其他全球城市的联系程度^[31]。同时泰勒认为世界城市网络不是一个一般的网络，它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作为构成世界经济的网络层次；作为网络多重中心的城市节点层次；作为创造网络的服务公司次节点层次。他认为后者是最重要的层次，并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三大方面，以世界城市连接、国际金融连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挥中心、地区指挥中心、高连接通道、新兴市场通道这七个指标，对城市网络的作用力进行了测定，又在公司层面上对城市网络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当然，世界城市网络作为一个动态的网络，城市问的网络连接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泰勒等通过对2000年与2004年相同服务业企业的信息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纵向对比研究，揭示了世界城市网络结构的变化，指出世界城市网络的总体格局变化不大^[32]。但是，其他学者通过对世界城市网络2000年与2008年的对比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网络连接度明显增强，其中以北京、上海、莫斯科等城市最为明显^[33-34]。

从电信容量、航空客流、互联网、生产者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等联系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仅关注少数顶级世界城市而忽视众多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专业化城市，研究视角并未突破传统世界城市的研究框架，且分析往往侧重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内部网络的形成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分析，因此其贡献大多集中在方法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