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半年，苏州工业总量超越上海，使得外界目光又一次聚焦到苏州。

而苏州各方对此的反应反而没有外界那么热烈，因为这是由城市定位决定的必然结果。只不过，由于谋划早、措施准，超越的时间有所提前。

与之同时，如何确保苏州经济高质量可持续性发展？这也迎来了经济总量与城市能级的“鞋与脚”匹配问题。

苏州也经常被用来与深圳对比，还记得2016年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对苏州的“创新四问”吗？苏州的答卷如何？为此，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研究员徐天舒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这位在苏州生活近50年的专家，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与苏州经济有关。

《21世纪》：2020年上半年，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对此你怎么看？

徐天舒：我认为外界反应有点过热，从我们的实践和研究看，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是很正常的，也很符合发展逻辑。中央赋予上海的职能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没有工业中心，这是由城市定位和区域产业分工所决定的。

尽管苏州外资总量上没有上海大，但近几年年度的吸引外资量连续超过上海。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因为所谓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仅仅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并不是工业附加值，更不是工业企业利润。苏州工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这也与苏州市委市政府采取的诸多精准措施有关，如梳理资源绘制开放热力图等，其工业（产业）强市的思路非常清晰。此外，也与疫情下苏州在全国最早复工复产、及时疏通供应链物流有很大的关系，进入三季度以来工厂订单增长较快。

《21世纪》：近10年来，苏州与深圳经常被拿出来比较，如何看待苏州与深圳的经济总量差距？

徐天舒：对于这个问题，江苏省和苏州市是有清醒认知的。

一方面，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和窗口，是计划单列市，拥有许多优惠政策，邻近港澳。苏州是一个地级城市，仅遵惯例按照省委常委配置市委书记，也短暂有过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兼任。因此，从城市能级来看，苏州和深圳本身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 苏州的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制造型企业，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因此，苏州制造业强但企业的供应链集成度不高。

我曾在世界500强外资企业从事过供应商现场评审工作，经常与来自深圳的创业者交流，他们常说在深圳办企业，配套供应商基本能就近解决，但来苏州很难就近解决配套。

深圳直接面对海外客户，因此催生了许多原创性、集成化的技术创新。虽然苏州和深圳同属国内创新指标值较高的城市，但苏州的创新由于产业分工的原因，在原创性和集成化上的确有较大的差距。

苏州要扭转这种差距，就要抓住“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机会，进一步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花大力气才有可能实现赶超。

可承担更多改革探索任务

《21世纪》：在2020年初的苏州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当下的苏州要更好地开放，就需要更高的城市能级。在经济总量即将突破2万亿大关之际，苏州最需要什么？

徐天舒：据我的了解，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研究关于苏州提出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报告，苏州提出了32条改革建议。

从苏州的实践看，尤其是结合外向型经济的特点，一是要在简化进出口流程、强化进出口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建设苏州机场，这样可以实现外贸出口直接通关，大大提高出口效率和服务质量。这是苏州实现开放再出发的关键一步。

第二，苏州历来具备良好的改革基础，自改革以来承担了国家和省赋予的诸多改革探索任务，积累了“改革经验”。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建议赋予苏州探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改革试验的政策。

《21世纪》：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曾提出过苏州“创新四问”，到目前为止苏州回答如何？

徐天舒：2016年11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强在参加十三次省党代会苏州代表团审议时，专门就创新向苏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的工作也一直在观察和调研苏州如何来回答这4个问题。总体上，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苏州逐步去做好回答。从2020年前三个季度苏州提交的优异成绩单看，对于4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

一是，坚定信心。在重庆超越苏州，以及省内南京、无锡和省外杭州的快速追赶下，苏州有不少干部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能够实现产业转型的信心不足。现在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苏州干部的思想认知已得到统一。

二是，必须走开放之路。苏州市委市政府认识到，苏州这样体量的外向型经济城市，不走深化改革开放之路就没有出路。因此2020年1月就召开了“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向全社会发布了苏州深化开放的路线图和热力图（开放资源清单）。

三是，充分认识到挑战中孕育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初步得到控制后，苏州在全国最早提出复工复产，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疫情在全球抗疫中最先受控的局势，加大全球招商力度。2020年以来，苏州的GDP增长和招商引资获得骄人成绩，尤其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反超上海。

四是，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寻找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近期，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在苏州新区动工。当前生物医药板块的企业集中上市，迎来了产业爆发的时间节点，为苏州探索新型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21世纪》：苏州是出口导向型驱动产业发展，如何转向创新驱动型？

徐天舒：当前，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后，国外大量订单转入国内，三季度以来苏州的外贸形势喜人。对于苏州这样外贸依存度高达125.7%（2019年苏州统计年鉴）的城市，如何实施出口导向型驱动产业发展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是苏州一直以来重点讨论的话题。

要改变以往紧盯国际大市场的传统，转变为高度关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市场，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中小科创企业（科创板苏州上市企业表现不俗），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外向型经济是苏州最大的特色，但当前的外资利用呈现下降趋势，怎样更好实现“双循环”？

徐天舒：从世界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外资的利用到一定程度后增长趋缓是普遍规律。

苏州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很早的，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鼓励外资在华企业利用在中国的利润进行再投资是当前确保外资总量的重要方式。再比如，对外资招商提出更多质量指标，如外资用地的亩均产值、亩均税收等指标。

一个共识是，苏州外向型经济的短板在于外贸依存度太高，容易受当年FDI投资状况的影响。而且，苏州受外部影响因素太大，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苏州的土地、人力资源也受到限制。面对国内外的消费升级态势，苏州固有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本较大，转型升级的驱动力不够。

苏州的出路有两个。第一，加快对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进程，以上海为龙头，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城市产业群的分工定位。第二，开放再出发，抓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会，进一步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园区经济是苏州经济发展的法宝之一，当前正在提质增效，但外界也有所议论，下一步如何发展？

徐天舒：目前议论较多集中在开发区的行政化趋势明显方面。

关键在于，一是要继续精简政府职能，努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二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三是要创新管理制度，整合城市现有优势资源，以市场为主体推进产学研的进一步融合，鼓励技术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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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苏州工业总量超越上海，使得外界目光又一次聚焦到苏州。

而苏州各方对此的反应反而没有外界那么热烈，因为这是由城市定位决定的必然结果。只不过，由于谋划早、措施准，超越的时间有所提前。

与之同时，如何确保苏州经济高质量可持续性发展？这也迎来了经济总量与城市能级的“鞋与脚”匹配问题。

苏州也经常被用来与深圳对比，还记得2016年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对苏州的“创新四问”吗？苏州的答卷如何？为此，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研究员徐天舒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这位在苏州生活近50年的专家，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与苏州经济有关。

《21世纪》：2020年上半年，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对此你怎么看？

徐天舒：我认为外界反应有点过热，从我们的实践和研究看，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是很正常的，也很符合发展逻辑。中央赋予上海的职能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没有工业中心，这是由城市定位和区域产业分工所决定的。

尽管苏州外资总量上没有上海大，但近几年年度的吸引外资量连续超过上海。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因为所谓苏州工业总量超过上海，仅仅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并不是工业附加值，更不是工业企业利润。苏州工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这也与苏州市委市政府采取的诸多精准措施有关，如梳理资源绘制开放热力图等，其工业（产业）强市的思路非常清晰。此外，也与疫情下苏州在全国最早复工复产、及时疏通供应链物流有很大的关系，进入三季度以来工厂订单增长较快。

《21世纪》：近10年来，苏州与深圳经常被拿出来比较，如何看待苏州与深圳的经济总量差距？

徐天舒：对于这个问题，江苏省和苏州市是有清醒认知的。

一方面，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和窗口，是计划单列市，拥有许多优惠政策，邻近港澳。苏州是一个地级城市，仅遵惯例按照省委常委配置市委书记，也短暂有过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兼任。因此，从城市能级来看，苏州和深圳本身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 苏州的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制造型企业，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因此，苏州制造业强但企业的供应链集成度不高。

我曾在世界500强外资企业从事过供应商现场评审工作，经常与来自深圳的创业者交流，他们常说在深圳办企业，配套供应商基本能就近解决，但来苏州很难就近解决配套。

深圳直接面对海外客户，因此催生了许多原创性、集成化的技术创新。虽然苏州和深圳同属国内创新指标值较高的城市，但苏州的创新由于产业分工的原因，在原创性和集成化上的确有较大的差距。

苏州要扭转这种差距，就要抓住“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机会，进一步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花大力气才有可能实现赶超。

可承担更多改革探索任务

《21世纪》：在2020年初的苏州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当下的苏州要更好地开放，就需要更高的城市能级。在经济总量即将突破2万亿大关之际，苏州最需要什么？

徐天舒：据我的了解，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研究关于苏州提出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报告，苏州提出了32条改革建议。

从苏州的实践看，尤其是结合外向型经济的特点，一是要在简化进出口流程、强化进出口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建设苏州机场，这样可以实现外贸出口直接通关，大大提高出口效率和服务质量。这是苏州实现开放再出发的关键一步。

第二，苏州历来具备良好的改革基础，自改革以来承担了国家和省赋予的诸多改革探索任务，积累了“改革经验”。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建议赋予苏州探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改革试验的政策。

《21世纪》：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曾提出过苏州“创新四问”，到目前为止苏州回答如何？

徐天舒：2016年11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强在参加十三次省党代会苏州代表团审议时，专门就创新向苏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的工作也一直在观察和调研苏州如何来回答这4个问题。总体上，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苏州逐步去做好回答。从2020年前三个季度苏州提交的优异成绩单看，对于4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

一是，坚定信心。在重庆超越苏州，以及省内南京、无锡和省外杭州的快速追赶下，苏州有不少干部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能够实现产业转型的信心不足。现在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苏州干部的思想认知已得到统一。

二是，必须走开放之路。苏州市委市政府认识到，苏州这样体量的外向型经济城市，不走深化改革开放之路就没有出路。因此2020年1月就召开了“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向全社会发布了苏州深化开放的路线图和热力图（开放资源清单）。

三是，充分认识到挑战中孕育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初步得到控制后，苏州在全国最早提出复工复产，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疫情在全球抗疫中最先受控的局势，加大全球招商力度。2020年以来，苏州的GDP增长和招商引资获得骄人成绩，尤其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反超上海。

四是，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寻找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近期，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在苏州新区动工。当前生物医药板块的企业集中上市，迎来了产业爆发的时间节点，为苏州探索新型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21世纪》：苏州是出口导向型驱动产业发展，如何转向创新驱动型？

徐天舒：当前，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后，国外大量订单转入国内，三季度以来苏州的外贸形势喜人。对于苏州这样外贸依存度高达125.7%（2019年苏州统计年鉴）的城市，如何实施出口导向型驱动产业发展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是苏州一直以来重点讨论的话题。

要改变以往紧盯国际大市场的传统，转变为高度关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市场，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中小科创企业（科创板苏州上市企业表现不俗），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外向型经济是苏州最大的特色，但当前的外资利用呈现下降趋势，怎样更好实现“双循环”？

徐天舒：从世界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外资的利用到一定程度后增长趋缓是普遍规律。

苏州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很早的，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鼓励外资在华企业利用在中国的利润进行再投资是当前确保外资总量的重要方式。再比如，对外资招商提出更多质量指标，如外资用地的亩均产值、亩均税收等指标。

一个共识是，苏州外向型经济的短板在于外贸依存度太高，容易受当年FDI投资状况的影响。而且，苏州受外部影响因素太大，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苏州的土地、人力资源也受到限制。面对国内外的消费升级态势，苏州固有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本较大，转型升级的驱动力不够。

苏州的出路有两个。第一，加快对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进程，以上海为龙头，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城市产业群的分工定位。第二，开放再出发，抓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会，进一步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21世纪》：园区经济是苏州经济发展的法宝之一，当前正在提质增效，但外界也有所议论，下一步如何发展？

徐天舒：目前议论较多集中在开发区的行政化趋势明显方面。

关键在于，一是要继续精简政府职能，努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二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三是要创新管理制度，整合城市现有优势资源，以市场为主体推进产学研的进一步融合，鼓励技术产品出口。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