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经济总量增长，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民生福利增加、经济环境改善等。故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说“增长是硬道理”则不一定对。
　　
　　所谓“增长主义”，是指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将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搞GDP竞赛，搞“GDP崇拜”。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然而，虽然我们已认识到“增长主义”的问题，但要摆脱其束缚绝非易事。因为“增长主义”之所以流行，有着各种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贫穷。当国民刚刚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后，往往对经济增长有着强烈的渴求。人的需求虽然很多，但在生活水平较低时，满足吃穿温饱的需求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即便是生活水平很高后，也会因为惯性作用仍然追求高增长。二是经济增长可以证明政绩。经济增长可以方便地用GDP来衡量，可以较容易地获取详实数据，统计、衡量、评价和考核GDP有很成熟的理论和技术，用GDP可以方便而直观地比较各国或各地区的增长成效，可以排名，可以证明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的政绩，因而为各国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所喜爱。三是经济增长可以为推动者和参与者带来直接利益。对政府来说，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是成正比的，追求GDP增长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为增加工资等待遇提供了支撑，而且扩大了相关官员的收入支配范围和能力。对企业来说，追求贡献于GDP的产值，既可以增加利润空间，又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等。四是快速经济增长可以掩盖很多社会矛盾和工作缺陷，有所谓“一俊遮百丑”。当经济增长较快时，许多问题和矛盾不至于“水落石出”，可以掩盖于一时，有时还可以在增长中解决一些问题。正因为以上原因，经济增长在当代人各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性力量。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增长，但也要认识到，长期奉行“增长主义”必然带来如下结果。一是资源被过多消耗。经济增长是要消耗资源的，但过快的赶超式增长会过多过快地消耗资源能源，造成资源短缺和资源价格过快上涨。二是环境被大范围严重破坏。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时期，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但若在此时期奉行“增长主义”，则会加剧环境的破坏，甚至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三是人口增长被太长时间抑制，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人口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口过多时，会陷入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阻碍经济增长。故为了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有必要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过长时间实施后，会带来人口不能正常更替等问题，并造成“人口红利”提前消失，反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四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过多占用，幸福指数下降。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强度是有弹性的，在“增长主义”引导下，一些不应作为劳动力的人（如童工等）会被拉入劳动力队伍，劳动力工作时间会被延长（如过度加班、取消或减少节假日等），部分劳动力被强迫长时间进行高强度劳动。五是货币被过多超发，通胀经常出现。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应尽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增长主义”作用下，货币常常被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经常被过多超发，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损害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发展。六是投资被过度依赖，消费被抑制。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本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是经济低迷时抚平经济波动的不得已手段，但在“增长主义”下，不仅“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常规手段，而且在“三驾马车”内部，投资因为最易为政府所掌握而被过度依赖，因而抑制了消费，反而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七是工业化、城镇化被超前推进，形成了“赶超症”。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在“增长主义”下，工业化、城镇化常常成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被超前推进，因而出现了拔苗助长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增长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目标和战略，需要一整套相应制度来支撑。一旦步入“增长主义”的轨道，往往会倒逼形成如下一套制度体系：一是政府制度，即政府的主要职能变成了促进经济增长，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角色演变成经济建设中的“运动员”而非仅仅是“裁判员”。二是干部考核制度，对干部的考核以GDP增长为导向，主要考核GDP增速、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至于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民生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三是价格制度，一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决定，资源能源价格、资金价格、环保价格、劳动力价格常常被人为压低，以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四是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五是财政制度，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直接成为经济建设支出，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六是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设计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
　　
　　要让“增长主义”回归经济发展的正途，必须“三管齐下”。第一，转变观念。将经济增长当手段而非目的。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环境改善、民生福利增加等目标。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将社会公平正义、民众权利保障置于更重要的位置。第二，改革制度。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改革政府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成为增长的主角，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不能仅以GDP论英雄，提高民生、环境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改革价格制度，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取消“土地财政”，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财政和金融制度，实现公共财政和币值稳定的目标。第三，转变发展方式。将经济发展由粗放转为集约，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
　　
　　李佐军 ,工作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