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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影响
从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发展方式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或矛盾。
（一）内外部经济不协调。突出表现在贸易顺差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累积上。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长期有效实施，也不利于国内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纠纷和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较差，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三是造成流动性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形成不利影响。（见表）
（二）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消费率一直相对较低，储蓄率一直相对较高。分析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总储蓄率上升的源泉，一个显著特点是，从2000年到2008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储蓄额占全国增加值总额的比重都上升了，分别上升了5．49、2．55、7．77个百分点。从中可见，中国国内储蓄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企业储蓄和住户部门储蓄。
（三）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二是随着中国资源价格改革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中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低成本适用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成功应对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使技术进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和升级。但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仍属于粗放式增长的经济，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规模上的大国地位不甚相称。二是创新能力仍然不强。
（四）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中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中国既不具备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客观上使中国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
（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
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体制性矛盾及其影响
中国发展方式存在的上述问题，既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中国国情特点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与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有关。因此，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些深层次体制性根源，深刻分析其影响发展方式的路径，找到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四个体制性因素，一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二是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三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四是国有企业现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国有企业一方面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获得这些资源，形成竞争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获得利润后又不向全民的代表者政府支付红利，而是留在企业进行投资，成为企业储蓄，从而既导致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又导致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
体制性因素对发展方式的具体影响机制则包括：
第一，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影响机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相协调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主要是两条，一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问题，二是社会性规制不到位问题。
第二，对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的影响机制。导致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的体制性原因，除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社会规制性政策不到位等导致的节能降耗减排创新需求和动力不足之外，还有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
第三，对内外经济不协调的影响机制。资源价格不合理、社会性规制不到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三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产品的不完全成本和竞争力虚高，而这正是内外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诱因。
第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影响机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不仅均等化程度低，而且水平标准也与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不相适应。
第五，对消费储蓄不协调的影响机制。储蓄与消费关系失调直接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二是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企业收入份额增加多，居民收入份额下降多，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主要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居民在消费方面存在后顾之忧等相关。而收入分配不合理、企业比例上升、居民比例下降，则是上述四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建议
针对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体制性缺陷，“十二五”时期应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和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方面，取得突破。同时，要着力的政策重点包括：
第一，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首先，要加强对非传统资源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计征办法和征税标的，合理确定税费标准的调整机制；并参照国际经验，立足国情，改进资源税费在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再次，要着力推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
第二，切实加强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正确和有效发挥政府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有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重点解决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其次，增强社会性规制执法的约束力和严肃性，特别要避免短期调控政策考虑对规制政策的影响，或将社会性规制政策作为短期调控政策加以使用的做法。再次，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调查审计、认证认可、公正仲裁等专业性中介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增强社会性规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把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的管理纳入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当中，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贯彻。
第三，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变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状况。首先，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改变那种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对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的积极作用。其次，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努力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不接续的状况。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尤其要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再次，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改进中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最后，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层次，增强相关法律的权威性，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提供有法可依。
第四 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剩余分配机制。要积极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有效途径。建立国有资产（国企股份、国有土地和资源等）及其收益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同时，将国有企业利润按合理比率进行“分红”，上缴国家财政，彻底改变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无成本地使用国有资产的状况。调整国民收入和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结构。
第五，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强化政府在非商业化基础知识领域的作用，弱化政府在应用技术和商业化技术领域的作用，相应改革政府研发经费投放机制和政府科研机构。真正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开放市场准入，“逼迫”企业创新；通过加速折旧等政策，扶持企业创新。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业，在创业中创新，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改革大学和科研机构，使其在竞争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切实承担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第六，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消费政策，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消费模式。一要完善消费品价格政策体系。二要完善税收体系。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大幅度提高筵席和奢侈品税率，变消费税主要从生产环节征收为流通环节征收。三要建立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裁过度占用和消费重要资源、尤其是过度占用和消费土地、水等不可贸易资源的行为。
作者介绍：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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