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中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消除城乡差距，调整产业结构仍然要从城乡二元结构着眼，从农村着手。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距合理状况尚有相当大的空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走向均衡的平衡器，也是最后的契机。

山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带被褥下农村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诸如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农业基础设施与水利设施建设缺乏资金、农业生产缺乏小型农机等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这位副省长提出强农惠农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实际上农村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强农惠农的政策也是必须的，然而仅靠如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治本之策在于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生产的工业化。进一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农民、农村、农业自身根本无法解决，强农惠农政策也只能是“聊补无米之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需要农村再来一次改革。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三十年前从农村启航，然而，从农村率先开始的改革，并没有让“三农问题”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蕴含的创造力、生命力不足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业问题用工业来解决，农村问题用城市化来解决，这是解决中国经济落后的相对法门。因此，改革从农村“启航”以后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最终形成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改革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中国工业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城市化率已经达到４７％左右。工业化的推进和发展促进了对土地的利用和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依托而推动的。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促进中国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十年前中国贫穷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业社会，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不均衡发展，从最根本上说仍旧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靠技术进步、投资的堆积和拉动，而投资的扩张却是以城市和工业为核心，近年来农业农村的投资虽然也有所加强，但根本无法与城市和工业相提并论。因此要改变中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消除城乡差距，调整产业结构仍然要从城乡二元结构着眼，从农村着手。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距合理状况尚有相当大的空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走向均衡的平衡器，也是最后的契机。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更深入的改革。三十年前的改革是从农村“点火”，接着转移到城市，农村的改革并没有深化，农业甚至一直都在艰难爬行。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状况，也只有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但是如今，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的均衡和发展，应该切实转换着力点，实实在在从农村做起。

首先，要改革农村的土地利用政策。土地是农民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过去土地美其名曰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在已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而农民从中得到的利益却是微乎其微。因此要利用城乡结构的转换和工业化的过程，让农民充分合理地享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土地资源需求所带来的利益。土地资源的利用要在政府宏观规划的前提下，成为农村发展农民创富的重要资源。

第二，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发展。一年多来，粮食价格以及农副产品的价格轮番上涨，其根本原因是伴随着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生产程度低的结果。而从根本上看，农村虽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本稀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源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为农业吸引和引进资本、合理利用金融资源带来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企业化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只有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企业化的生产加快，农民的收入才能够有较快的增长，农业经济才能加快发展，农村才能够有较快的变化。

第三，要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以及农业企业化的生产过程为第三产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提供巨大的空间，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的途径。因此，在未来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创造条件，从政策、金融等方面强力支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转型能否成功。从此来看，这个转型还需要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内作出调整才是有效的。因此，加快并立足农村的再一次改革将给力中国经济的均衡和谐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