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关乎我国发展战略的正确制定。目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经贸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前景和本土市场、人力资源等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的新因素；新兴经济体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为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设备与服务出口提供了市场机遇。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低成本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带来新机遇。在国家层面，我国面临大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难得机遇。因此，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往的“规模扩张型”机遇期变为“结构升级型”机遇期。本报告还对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战略机遇提出了政策思路，即要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来抓住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加速变革调整。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长期化，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减速。此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又出现一些新的变数。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战略东移，强力推进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安排（TPP），全球化规则面临新变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条件与内涵将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准确判断国际环境事关重大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对国际环境的判断直接关系一国的发展战略。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在即，晚打不如早打。因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工业布局“进山、分散、入洞”，优先发展国防工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对国际环境的全面分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由此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历史告诉我们，对国际环境的不同判断，会对一国的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后，东亚地区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跨境大规模转移，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带来了战略机遇。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批东亚经济体，在二战结束后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面对劳动成本上升的挑战，这些经济体中劳动密集的出口产业进行了大规模对外转移，以寻求新的低成本加工组装基地。这为产业承接国带来了发展出口型加工业的重大机遇，产业承接国得以参与到国际分工产业链之中。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成为承接出口导向产业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下的国家，但是，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却是一个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国家。直到1985年，我国的出口中，初级产品仍超过一半。今天，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口中制成品已经占95％，机电产品超过六成，高新技术产品超过三成。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称号。之所以发生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我国抓住了东亚地区跨境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不仅带动了世界市场的繁荣，也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需市场，带动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滞胀时期进行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制度红利，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繁荣。这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外需的快速扩张，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经贸环境。美国经济仍受困于高失业、高财政赤字，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沼之中，日本经济仍面临老龄化、高赤字、高成本、能源短缺带来的内需不足与竞争力衰退。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正在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与以往迥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着外需不足的挑战，但也面临着众多新的战略机遇。

　　——中国面临引进高端产业活动与生产要素的重大机遇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对在华跨国公司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土市场、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人力资源等新的优势，正在取代低成本劳动力成为吸引跨国投资的新要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未来十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本土大市场与综合低成本的国家。因此，跨国公司对华战略也在进行重大调整，虽然仍然会将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低成本制造基地，但这一目标已经不再是压倒其他的首要目标。开拓本土市场，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战略更为重要的目标。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高端产业活动与高端生产要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在对外经济研究部开展的调查中，31％的回答问卷企业表示，将在华开展研发活动。随后，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未来开展研发的首选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来华外商直接投资逆势增长，2012年上半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布局在技术更先进的制造业和附加价值更高的现代服务业，一些跨国公司将其在其他国家的研发中心整体搬迁到了中国。人力资源这一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的流向也在发生有利的转变，以海外留学人员为例，2008年留学归国人数近5万人，比2004年暴增一倍，相当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归国总人数的1／6强。高端产业活动和生产要素加快向中国汇聚，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密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以实现技术升级的机遇

　　金融危机后，西方不少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中国对外投资的市场准入机会大增，为中国实现低成本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吉利汽车成功并购沃尔沃轿车，实现了从“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转变，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的龙头。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主动整合外部资源与市场，低成本获取海外的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与国际市场渠道，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扩大技术密集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机遇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技术密集型产业赢得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出口结构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从供给面看，我国可能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提升技术能力，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需求面看，短期内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品尚难以大规模对发达市场出口。以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率先复苏，并相继进入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建筑设备、工业装备等产生强劲需求，有利于我国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建筑设备和成套设备等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出口，带动我国出口增长、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金融危机更突显了我国的相对实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规则正处于大幅调整之中，全球经济治理也在面临改革。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改革，有利于在全球规则的制订中更好地体现我国利益，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均前所未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战略机遇可以归纳为“东亚技术加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加发达市场的繁荣”，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高速出口的机遇，令中国从一个初级产品出口国、一个出口规模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实现了出口创汇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相比之下，未来的机遇是“全球技术加中国制造的综合优势加新兴市场”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我国有望通过整合“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推进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未来依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规模扩张型”机遇变成了“结构升级型”机遇。

　　多措并举抢抓战略机遇

　　机遇前所未有，机遇也稍纵即逝。从历史上看，面对同样的机遇，多数国家坐失机遇，只有少数国家积极抢抓，才把机遇变成现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面对有利于我国结构升级的战略新机遇，我国必须牢固树立抢抓机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多措并举，才能在国际格局大变革大调整中，脱颖而出。

　　要着力扩大开放，创新开放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成功的重要经验。然而，今日中国开放之基本格局，确立于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谈判。与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对外开放已经明显滞后。我国应该像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在对外开放方面有大思路、大举措，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高度。要抢抓战略机遇，要重点扩大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对外开放，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出口结构升级；要大力吸引高端产业活动的对华投资，充分发挥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与整体效益；要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的跨国公司；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要提高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主动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创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

　　深化改革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职能，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强化政府与企业的合理分工和有机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优化政府部门的合理分工，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按照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人事与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