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人口“空心化”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甚为不利，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这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蔡泳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称“六普”)显示，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省份高增长、中部省份“空心化”的趋势。

从总量上看，目前，广东超越山东和河南，成为全国常住人口第一大省。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间，人口变化的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市，常住人口急速增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中西部的大部分省市区，人口增长减缓。其中，六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

六省份人口负增长

“六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在10年间增长了5.8%，但增长集中在少数地区。按人口增加幅度分，可以把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四类：一是高速增长地区，人口增加10%以上；二是中速增长地区，人口增加5%至10%，三是低速增长地区，人口增加低于5%；四是负增长地区，常住人口减少。

按上述分类绘制的人口增长幅度地图显示，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市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市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省份，在人口增长幅度地图上连成一片。

2000年-2010年，九个省份人口增长超过10%，呈现高速增长趋势。按增速排序为：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广东(20.7%)、浙江(16.4%)、西藏(14.6%)、新疆(13.3%)、宁夏(12.1%)、海南(10.2%)。其中，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三个直辖市，可谓“爆炸性”增长。

按过去十年的增速，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每20年左右就会翻一番，天津常住人口的翻番也只需要27年。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广东和浙江。虽然上述五个省(市)2000年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3.7%(2010年则为16%)，但过去十年，其人口增长占了全国人口增长的54.9%。也就是说，中国2000年-2010年增加的人口中，有超过一半集中于这五个省市。

当然，西藏、新疆和宁夏三个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有海南省，过去十年人口增长也超过10%，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由于其人口基数小，其人口增长仅占全国人口增长总量的6%。就其增幅而言，不过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六个中部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分别是：重庆(-6.6%)、湖北(-5.0%)、 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六个省份，无一例外都在中西部地区，而且相连成片。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

同时，“六普”显示，人口低速增长的地区包括黑龙江(3.9%)、辽宁(3.2%)、吉林(0.7%)和内蒙(4.0%)、陕西(3.5%)、广西(2.5%)、湖南(2.0%)和河南(1.6%)。这些省区和已经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一样，集中在内陆中部地区。

过去十年，人口增长在5%到10%之间的有，河北(6.5%)、福建(6.3%)、江苏(5.8%)、山东(5.5%)、青海(8.6%)、山西(8.3%)、江西(7.7%)和云南(7.2%)。这些地区和人口高速增长的省区相邻，分布在东西两边。

如果按常用的划分标准，把大陆地区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那么中国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人口的增加量看，东部人口十年间增加了5722万，占全国总数的81.2%。从人口增幅看，东部人口十年内增加了12.7%，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加了2.8%、1.5%和1.4%。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人口增幅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这表明，中国人口变化已呈现很强的地区特征。从绝对增长量看，人口增长集中在东北沿海地区。从相对增长幅度看，人口增长呈现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而中部省份已出现了大面积的常住人口负增长。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外流、低生育率持续，中西部地区人口将继续向东部扩散，中部人口“空心化”会日益加剧。

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

人口总量的变化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自然变动(生育减去死亡)，二是迁移(迁入减去迁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分地区人口变动数据分析，上述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主要是人口流动或人口迁徙造成的。

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都会公布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的各地区年末人口数和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据此，我们就可推算每年各省的出生数、死亡数和自然增加的人数。有了十年间自然增加的人口、以及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推算各地区十年间的净迁移人口。2010年的人口应该是2000年的人口总量，加上十年中自然增加的人口，再加上十年间的净迁移人口。表一是对2000年-2010年人口高速增长的九个省(区)人口变动原因的分解。

从表一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增加幅度都比较大，但原因完全不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口增长，绝大部分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在上海，迁入人口占该市人口增加的97%，也就是说，自然增长只占人口增加量的3%。而且，即使这个自然增长的3%，也有迁入人口的贡献。因为，迁入的人口往往相对年轻，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广东和浙江的增长虽然有自然增加的部分，但增长的大头还是外来人口的迁入，分别占总增长的62%和72%。

与之相反，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藏、新疆和宁夏，人口增加的主要动力是自然增长。这些地区的生育率相对较高，虽然有外来人口迁入，但只占总增长的一小部分。海南省虽然属于沿海地区，但其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自然增长，生育率较高，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类似。

对人口负增长的地区，虽然由于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方向不一致而不能对人口变动因素直接分解，但通过对生育率、自然变动数和迁出人数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其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2005年“小普查”结果，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3。人口负增长的六个省份中，只有重庆的生育率低于全国水平，其他五个省区的生育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和安徽的生育率还是全国最高的)。显然，这些省区在“六普”中显示出的人口负增长，并不是因为生的比其他地区更少，而是更多的人口迁移出去了。

从表二可看出，人口负增长的六个省(市)，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口迁出。其中，重庆和湖北10年间净迁出的人口是自然增加数的3倍。四川10年间则净流出546万人。如果贵州、安徽和甘肃不是因为出生率相对较高，其人口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无疑会更大。

结论已很清楚，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生育率相对较高，但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增长趋缓。其中，已有甘肃、安徽、贵州、四川、湖北、重庆等六个省(市)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人口“空心化”挑战

2000年以来，中国部署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西部省份的改革开放力度也大为加强。经过十年的努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发展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但是，从人口分布的变化看，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孔雀东南飞”，更多人离开“黔渝川”，来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大量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就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要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因为房价上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加之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出现了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但从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看出，“北上广(广义上，可指广东)”恰恰是过去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所谓“逃离”，更大程度上只是人们基于城市生活压力的牢骚，事实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持续冲向“北上广”。

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背后，有自然、历史、社会的原因，更有制度安排的因素。

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了某些政策上的倾斜，但因为制度安排的惯性，从现实看，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依然集中在东部少数地区、少数特大城市。这是吸引大量的人持续冲向“北上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述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于一身，成为单中心城市，导致人口的过度聚集而不堪重负。虽然，作为个人要逃离“北上广”不难实现，但是，事实上，只要地区发展差距存在，只要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的制度安排不改变，必然有更多的人冲向“北上广”。

应当看到，中部人口“空心化”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甚为不利。那些离开中西部的人口，不仅仅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也往往是有文化、有闯劲的创业者；而留下来的更多的是年迈的老人和在学的幼童。青壮年以及创业者的离开，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养老保险是以省域为单位统筹和规划，中西部地区年轻人口的流失，虽然缓解了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像上海等大城市的养老压力，但必然加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老龄化，使这些地区未来的养老负担将不断加重。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诸多挑战和矛盾，是决策者必须及早考虑的问题。

（因部分信息无法显示，感兴趣者请直接下载文件：中部地区人口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