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路径依赖的束缚下，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的城市化为参照系，轰轰烈烈地推进中国城市化时，却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城市化定位于什么模式、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历史已经给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提供了足够的时代高度和技术支撑。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是建立在“三高技术”基础上的高起点的城市化。所谓“三高技术”，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交通和通讯技术是对城市发展模式影响最大的技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初，在传统铁路和电话技术支持下形成了人口集中、大城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逆城市化。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的，除了城市膨胀、环境污染造成的倒逼动力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高速公路和汽车、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拓展了城市空间半径和产业分布的半径，大幅度提高了城市人口和要素流动的机动性。人口与产业向郊区拓展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在逆城市化发展推动下，原来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和乡村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现代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三高技术”之上的高起点城市化。“三高技术”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将会形成三个革命性影响：一是由单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结构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变。由于“三高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要素机动性和集聚速度，彻底改变了原来大城市通吃的竞争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多功能组合成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将会出现由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城市化向要素流动的城市化转变。基于传统技术的城市化，是人口跟着要素的集中而流动；而由于“三高技术”的大幅提高，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形成了要素流动跟随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这样就可以使许多原来分散的农村和中小城市，能就地分享现代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在传统技术支持下的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产要素单独向大城市中心流动的格局，形成大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新格局。

按照时代提供给当代中国的技术支持，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先集中再回流的道路，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走出一条避免大城市病的城、镇、村多元共生，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之路，走出一条以要素流动整合代替人口流动的低成本城市化之路。按照“三高技术”提供的支持，中国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第一是以现代高速铁路为支撑，在100至200公里半径内，使分散的大中城市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网络城市群。目前时速已经达到350公里以上的高铁技术，对城市发展最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可以使100到200公里半径内的城市群获得资源共享的同城发展效应。二是以现代高速公路为支撑，在50至100公里半径内，使分散的中小城镇形成另一个次单元的资源共享的组团城镇圈。三是以现代次高速公路为支撑，在10至50公里半径内，形成小城镇与乡村共享的城乡文明网。目前令我们困惑的是，虽然“三高技术”为中国走特色城市化之路提供了新机遇，但我们在城市发展规划与战略选择上，仍沿袭着传统城市化的理念与思路。

其次，中国城市化是建立在新能源革命基础上的生态城市化。传统的化石能源是一种非均衡分布、运输成本高的能源。传统能源的这一特性，决定了越是能源消费规模大的大城市，使用成本越低；反而越是人口少的小城镇和农村，使用传统能源的成本越高。可以说，化石能源的使用方式让大城市占据着独特的发展优势。而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却使中小城市与农村获得了低成本使用新能源的优势。以太阳能、地热能、风能和生物能为内容的新能源与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种相对分布均衡的能源，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再生能源，而且是人口越少的地方人均可利用新能源数量越多。新能源就在我们生活的自然中，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运输成本。这一特性，决定了新能源使用优势和市场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与农村。目前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技术领先度，走在世界前面的三项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都发生在中国农村和中小城市。它们是遍布中国农村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农村推广的沼气，以中小城镇、乡村为主导市场的电动自行车等。

这些新能源产品之所以在中国农村和中小城市优先发展，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农村和中小城镇具有低成本使用新能源的资源优势。比如沼气和太阳能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二是中国农村和中小城镇，尚未形成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不存在退出成本。比如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让他们使用新能源产品，就有一个退出成本问题，所以这三项新能源技术之所以在中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不是中国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是有强大的市场优势。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和中小城镇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使他们获得低成本使用生态能源、进入生态文明的优势。既然工业文明时代传统能源喜欢的是大城市，而正在兴起的新能源却喜欢乡村和中小城市，那么在这样一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走向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发展的多元城市化之路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最后，中国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决定了中国不能走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近代以来西方式的城市化，是一个以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从两元走向一元的过程。在中国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是唯一拥有一脉相承五千年乡村文明史的国家。中国乡村不仅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也是中国多元化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中国要走西方终结乡村文明式的城市化，要付出的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断的代价，还会遇到五千年乡村文明积淀形成的巨大反作用力。目前正在进行的拆村进城的农民“被城市化”过程中，频繁发生的自杀、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反作用力的初现。西欧农村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几乎没有乡村发展史，西方城市化遇到的历史反作用力比中国要小得多。当我们把中国城市化的视野，从盯住西方转向从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来考察时，则可以发现，中国走向城市与乡村共生的中国特色城市之路已经成为时代和历史之必然。首先，无论是当代的“三高技术”，还是新能源革命，都为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契机。其次，正在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天人和谐文明观、低碳经济的消费观、回归生态与传统的新幸福观，都为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时代契合。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