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温州民企债务风波，不仅是温州一地之重创，也折射出我国经济体制之殇。

随着海内外各大媒体对温州几近疯狂的民间借贷展开长篇累牍的报道，社会各界对温州经济现象也褒贬不一，并由此对“温州模式”产生了质疑。那么，“温州模式”是否还有生命力？

研究温州问题的专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曾预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

史晋川教授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进行了细致观察，提炼出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现象之一：近25年来，温州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近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现象之二：作为沿海开放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极其缓慢，温州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温州的“外企”基本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的企业。

现象之三：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闯荡，把温州人的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

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外地人为何不到温州办企业？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史晋川用人格化交易和非人格化交易的原理对温州模式可能会消失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市场的扩大，贸易的扩展，导致了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不仅可能会被锁定，而且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 届时，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但也有专家提出相反观点：说温州人顺应市场经济潮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到淋漓尽致，并以此作为竞争优势最终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不可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后就消失。从企业组织形式、管理体制、战略目标等多方面看，温州模式”已经突破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界限。

商业史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未来的日子里，温州、温州人以及“温州模式”，会不可避免经历转型和阵痛，但相信温州最终会有新的质变。

而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茶洪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这样观点：“温州模式，实质上是市场经济模式，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不能因时下温州出现债务危机，老板排队跑路，就以此断言温州模式没有竞争力了，或者否定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否有竞争力，关键要看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条件。 ”

茶洪旺说，温州的这次民企债务危机风波，不仅是温州一地之重创，而且折射出我国经济体制之殇。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根源于两方面：一是资本逐利导致产业资本金融化。温州是民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近几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产业资本利润一直下滑，而虚拟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创造的利润率时，必然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上。于是素有“市场经济风向标”称誉的温州人就率先竞相掀起了 “炒棉花”、“炒房”、“炒煤”的“借钱挣钱”浪潮，“产业空心化”随之出现。有关资料显示，温州被高利贷所困的企业老板，并非来自长期经营实业而是在于投资、“借钱挣钱”。

二是我国的金融体制过于单一，缺乏合法化的民营融资机构。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主力军，但却饱尝了国有银行在贷款上的体制性歧视，融资难一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民营企业为了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高利贷的民间融资就自发生成，“熟人温州”的融资行为也就异常活跃，民间借贷市场早已是温州众多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根据上述这两个深层原因的分析，温州这次的民企债务危机风波，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金融体制扭曲和实体经济萎靡叠加的结果。

我们理应坚信温州的债务危机是能够治理的。但是任何应急措施只能在短期内缓解问题，从长远着眼，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格局，使民间借贷合法化，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一定要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由此可见，如果说温州的民企债务危机倒逼中国金融改革成功，这是改革的又一大成果。

茶洪旺强调，时下温州的民企债务危机风波，在我国并不是温州的特有现象，类似情况在江苏、福建、河南、内蒙等省区也有发生，只不过温州这一“市场经济风向标”的地区率先充分显现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根本上来化解温州的民企债务危机风波，那其他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