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球化与城镇体系规划
当前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全球城市化与城市全球化。21世纪全球己迈入城市时代,城市化人口达到50%,城市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以城市为中心组织、带动、服务于整个社会已是明显的时代特征。
世界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城市间的等级职能正以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为指导进行重组。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不同于以产业和产品分工为中心的、水平分工的旧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其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全过程中各个环节(管理策划、研究开发、生产制造、流通销售等)的垂直功能分工。菲布瑞克(A.p.phiebrick)1975年的"中心职能学说"将城市功能划分为由上而下的7个等级:领导、控制、交换、转运、批发、零售、消费。J.弗里德曼(Friedmann) 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提出,在全球化时代,评价一个城市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1) 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2)调控和支配资本的能力。据此,在1980年代提出新的核心-边缘理论,将世界城市按区域划分为核心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和边缘国(或地区)第一序列、第二序列的等级结构。例如美洲子系统z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为核心的第一序列,多伦多、休斯敦、旧金山为核心的第二序列,而边缘第一序列是圣保罗,第二序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加拉加斯、墨西哥城;西欧子系统:伦敦、巴黎、鹿特丹、法兰克福、苏黎世为核心第一序列,布鲁塞尔、波恩、米兰、马德里为核心第二序列,而边缘第二序列约翰内斯堡;亚太子系统z核心第一序列城市为东京,第二序列是悉尼,边缘第一序列为新加坡,第二序列为香港、台北、马尼拉、曼谷、汉城。同时他又按城市经济和金融控制力量的空间影响范围,将全球城市等级分为:全球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多国金融链接一一迈阿密、法兰克福、新加坡等,重要的国家级链接——圣保罗、巴黎、悉尼、汉城,重要的次国家级和区域链接——大阪一神户、香港、温哥华、莱茵一鲁尔、芝加哥等。由此可以认为:在全球时代,城市等级系统取决于各城市参与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地位与程度以及占有、处理和支配资本和信息的能力,城市职能结构应以各城市在经济活动组织中的地位分工为依据。
然而,目前在我国城镇体系规划中虽然也注意全球化背景,但在等级结构和职能结构方面仍然沿用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交通城市,或按行政等级划分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地方性各级中心城市的传统做法,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结构体系不相符合。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市场与中国区域经济实际相结合的城镇体系结构。
2 城市区域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
全球时代是竞争的时代,而在当今的城市世纪则表现为城市竞争,然而,当前的城市竞争已经不是单一的城市间的竞争,而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其周边城镇共同构成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竞争。因此,城市区域是全球时代城市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当前,在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构筑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也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的重要举措。为适应上述形势,各类城市区域规划,例如广州、南京、宁波等城市的都市区规划,江苏苏锡常、南京、徐州的都市圈规划,浙江的杭嘉湖绍、宁舟、温台等城市群规划等在我国蓬勃兴起,而从广州兴起的都市区概念规划可以作为新时期城市区域规划的代表。
但是,目前开展的各类城市区域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物质规划)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第一,城市区域规划的区域范围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是有区别的。就城市区域规划要求的城市活动的区域来说,可以简单分为通勤圈(曰常生活圈),大致50~100km的半径;经济社会活动影响圈(势力圈),大致100~200Km;以及城市管辖的行政区域三类。而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则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城市规划用地范围和城市规划区三个层次,两者之间除城市规划区与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域一致外,其余范围均有差别。第二,市区域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不糟。城市规划部门编制各类城市区域规划的目的是为城市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用地发展和布局)提供依据和指导(不仅是战略性的,也是战术性的)。而目前,由于各类城市区域规划的任务不够明晰,有的着重提供城市发展的宏观战略,有的构筑城市空间结构框架,有的重在基础设施的衔接,有的以中心城市发展为主,有的强调区域内各城镇的关系……,因此,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实际需要不相合拍。
概念规划是最近涌现的一种城市区域规划,以真广阔的视野,新的规划理念,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和可供选择的方案策划,为当地政府和规划部门所欢迎。但是,概念规划还不是个完整的城市区域——都市区规划,其一是因为其规划的范围仅限于扩大了的中心城市区,而未涉及到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紧密相关的邻近市县,例如广州都市区概念规划仅限于广州原市区和新撒市建区的番属、花都,杭州仅限于原市区和新的萧山、余杭两区等。其规划的都市区实质上只是中心城用地统一规划的范围。其二,目前概念规划的内容主要是提出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城市空间扩展方向和结构框架,以及实施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部门(交通、生态环境等)的发展意见和布局,既没有对城市物质要素发展布局作全面的部署,也没有对城市规划建设用地作全面深入研究(如用地条件、用地比例、用地指标等),既缺乏区域规划的广度,也缺乏总体规划的深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只是提供城市发展思路和空间方案的一种设想和研究。
当然,开展战略性的概念规划还是十分必要的,尤其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缺乏对城市发展规律、宏观背景、区域层面的总体把握和吸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会研究的不足,概念规划将大大提高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目前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是:(1)如何科学界定各类城市区域的范围?关于都市区,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曾有过按城市周围县市GDP中二、三产业产值超过70%,农村劳动力就业中非农劳动力超过60%作为划分都市区的标准。但是否尚可深化?都市区和都市圈的范围是否一致?应按什么标准划分? (2)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等各类城市区域规划的目的、任务、内容有什么区别?它们和城市总体规划有哪些直接的关系?为城市规划提供什么依据?(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区域应打破行政界线,同时随着中心城市实力的变化,都市区的边界是动态的。但如何与城市总体规划,尤其是与有相对静态的规划用地边界的用地规划有哪些相衔接?
3 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一大进展是摆脱了过去单纯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和具体化"的载体的被动局面,加强了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市场的建立,认识到城市空间不仅是单一的"资源",而且也是城市"资产"和城市政府经营的"资本"。加深了合理利用和优化空间配置的重要性的理解,明确了利用城市空间、调控经济社会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城市规划的根本任务。因此,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十分注意吸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成果,从而提高规划的科学依据。
但是,由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城市物质规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认识不足,例如城市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空间区位和空间容量,其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的不同就会影响用地规模等,因此在规划中往往是国民经济指标(GDP)的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没有联系。一个城市远期GDP总量计划增长200~300亿元,但用地规模要扩大50~80平方公里,甚至100平方公里,而没有计算每平方公里应当有多少产出的效益(目前好的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可以产出50亿以上,如果以10亿计,则仅需20~30平方公里即可达到GDP总量,何况随着产业的高度化,产出率会更加提高)。有的县市在制定城市化指标时,年增长1~2个百分点似乎容易,但往往没有深入分析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转移速度、转移的方向,以及达到城市化指标的可能。实际上有不少乡镇剩余劳动力闲置难以转移,城市本身存在下岗人口以及新生劳动力的安排问题,要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率是有相当难度的。
对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城市规划中关注更少。往往只是一般地按人口、按市镇等级配置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而没有深入研究城市社会特征、城市社会结构,例如年龄结构、收入结构、产业结构、文化结构等等。实际上城市市民不同结构的比例与城市产业发展、物质设施配置均有相当关联。例如市民收入结构中,高中低收入比例不同,就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影响居住用地规模,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档次和数量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城市物质规划有关。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需求在提高,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复杂的、多样的、变化的,城市规划如何有序地、有预见性地、弹性地适应其要求,将是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一项重要的课题。
作者简介:崔功豪,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