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至17日，财新传媒举办的“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在北京举行。周其仁在会上发言，以下是周其仁教授发言的实录：

周其仁：在讨论中国经济趋势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就是三驾马车，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非常复杂的国民经济就化解成三个分量，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国民经济的管理或者宏观调控好像赶马车一样，这个慢了赶一下，快了停一下。

根据中国经济最新情况来看，恐怕没有这么轻松的事情，这里打两鞭，那里打两鞭，就把国民经济重新推到高速增长的道路上去，这个看法我想请大家来批评。因为从三架马车来看外需短期是没有太大的办法，因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简单地讲，这匹马车不归我们管，不是中国人想让它快就快。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看法，就是欧美这个危机或者全球的增长很大程度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给力。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倒想说，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加快，很大程度要看欧美经济什么时候起来，最好现在讲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能够真的发挥作用。欧美经济起来了，中国这样一个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就会有希望拉起来了。所以到底谁靠谁能靠得住，现在讲不清楚。

剩下就是内需。内需就是两块，一块叫投资，一块叫消费。这两个马车现在看在把握上，摆布上有一点动摇，因为前一段认识很一致，加强消费，刺激消费，让消费来拉动国民经济。但是收效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客观地看要让中国的消费增长，能够强劲到成为外需的减弱的一个替补，客观上看也是蛮有难度的。所以最近很多意见就开始强调投资。

我的看法投资和消费是有矛盾，但是不对立。它不是非此即彼，在我看来，所谓投资就是减一块今天的消费，然后去争取明天更大的消费。比如我们省一点今天的粮食去酿酒，等酒酿成了，将来的消费就会提高了，消费就会增加了，所以今天的消费就要减少。按照这个概念，投资决策也是消费决策，无非是把时间放进来的消费决策。就一些资源到底今天把它花了，还是给他投进去，争取明天的消费。从这个观念来看，就会有一些矛盾，因为时间引进来后就会有很多的麻烦。今天的粮食不吃，一定能酿成好酒吗？不一定。那这个投资争取收益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需要运气。但是最重要是需要一套责任体制，就是谁来做决定，做对了怎么样，做错了怎么样，这个链条他不能够断掉，断掉了就没有保证，不断掉也不一定将来的消费就更多。投资都会成功，但是断了掉了一定做不到，这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今天的消费明天的消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在看来最可靠，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让相对价格起作用，今天少吃一口饭，多吃一口，他有一个价，他少一口酿酒，他也有一个价，酿五年，酿十年都有一个价，就是靠相对价格不同，引导企业、政府来做消费政策的决定。现在来看这两方面我们国家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有很多任务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投资责任体制还没有落实，这次十八大包括要改政体部分，要向着政企分开的方向改。政策哪个领域更严重，我的看法就是投融资领域。政府大量的深度介入投融资，但是责任链条没有相应弄紧，人事一变动，责任链条就松动了。我们很多新官对新上的项目情有独钟，但是不理旧帐，这个对资源配置，尤其对资源跨时间的配置是一个很大矛盾。这个不改，投资就容易出问题。没有一套体制，这些活动就得不到保证，投资的收效就得不到保证。

再来看相对价格系统，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央的文件也早就讲过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的作用。刚才吴敬琏老师也讲到这次十八大还提到要进一步扩大这个范围，但是实际生活当中跟这些是有距离的，我们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现在很多是市场决定的，但是一些关键的要素价格很遗憾，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的。土地的价格怎么定？信贷的价格、利率怎么定的？外汇市场现在成交的价格怎么定的？能源的价格，再加上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的价格，行政干预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还是有太大的比例。

这里就会产生很多扭曲的信号，因为你怎么通知社会产生这么大经济，到底社会消费多少，明天他没有这个合适的比例，消费和投资比例如果不对 ，投资的效益不会好的。我讲过了，他们不是完全绝对对立的，投资的东西是要靠消费来买单的。跑车付的过路费就是消费，这个费用不断地付，才能够把公路的服务收回来，然后才可能把投资的还本付息覆盖掉，好的话，还能使当年的投资有额外的收益。而这个比例不能靠我们关起门弄出来，他要有一套机制通知这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主体，我们现在这个比例失调的问题，据我观察是蛮严重的，好多路修了没有多少车的？高铁修了你得一张票一张票卖。除了把当期服务代价收回来，还得把投资收回来，我们很多叫投资的项目能不能收益，要打很大的问号。鸟巢很漂亮 ，但从鸟巢投资角度看，鸟巢最重要得有鸟。你没有鸟，那个巢就麻烦了，谁付费，谁买单了。很多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有存款人的，拿什么去付？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还是消费，是投资消费之间的比例，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知道这个比例。就是让价格消费系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方面的改革我们远远没有到位。

有人可能说中国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很大，体制也没有改到位，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成就很巨大。中国基础设施取得的成就确实是不能否认，去过印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中国跟印度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做的好。但是有两个历史条件，很难在今后复制。 第一，80年代后期90年代那波基础大投资，他是多少年欠帐的补偿。因为过去我们价格弯曲，大量的加工工业，忽略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改革开放一起来，经济一活，到处没有路可走，港口不够，电站不够，哪里补就在哪里修。这时候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可能是有某种优势，因为快，另外决策上不太容易出错，这是我们过去经验的一个历史条件，它是滞后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波就是90年代晚期以后新世纪以来的投资，这波投资是WTO对外开放最后给买了单，我们现在记得朱镕基卸任总理的时候，当时香港报纸说，中国是赤字总理，因为发了很多国债，朱镕基总理所留下的都是优质资产，多少公路，多少电站，多少码头，最后这个判断没有错。1997年签订的WTO协定，2000年中国进去了，然后对外开放多少东西往世界上运。每一个车都给当年的投资付点钱，所以那个投资大体是成功的。现在的问题这两个条件都发生变化，我们大量的欠账式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有些地方还有，但整体来说，现在是所谓超前投资阶段。就是未来得发展，先把基础设施放在哪里，这个放对放不对，因为信息成本很高，放在哪里是对的呢？

同时至少短期看起来，中国出口靠美国实现20%、30%的增长，短期内来看没有这个前景，没有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2009年以来这波为了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增加的投资拉动，这个几万亿效果到底怎么样，我的想法还是看一看，现在还不能贸然得结论。讲到底就是谁买单的问题？谁给这些项目一个个去买单？如果当期消费力量不够，过去投资收益要出问题，连带我们很多金融就出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多投资，还是多消费，我的看法是不能离开体制机制来讨论投资问题。不讲体制机制只讲投资很危险的，因为他做不到跨期的决定，整体看不出大错，小错难免。但是这么大经济，论万亿投资项目，如果整体出问题，比例失调，修的东西没有人一次来给你买单，很难说国民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健康增长。

从我们国家现在情况来看，我倒是同意最近几年可能对消费做较大的关注。但是消费也不是说拿起鞭子打一鞭就能上去的，因为消费也受制约，一个制约是收入，没有收入怎么消费，这是常识。那收入要增加谈何容易？涉及到这个国家很多深层次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市场经济基本秩序，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这些问题过去很清楚，最近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好像裁判拿个哨子进去踢球还是一道风景，我们很多国家不是拿着哨子去踢球，而是拿着棒子去踢球，它怎么提高国民收入？没有收入怎么增加消费？所以消费也不是说拨一个开关，打一鞭子就上去了。收入提高还是受很重要的因素制约，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如果进步得慢，国家下道命令拼命发工资，这个经济不能持久。因为那样的工资没有生产的东西来支撑，了不起顶多是发票子。那最后不会增加国民收入，不会引起变革。所以你要恰当增加一些消费，来让我们过去已经发生的投资，能够有些消费来消费他，为他买单，也为未来的投资创造市场力量。他也涉及到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这样就讲出我今天主要讲的内容，现在不是简单地三架马车看谁快了，谁慢了。

我们从五年，十年角度来看，投融资体制给他七七八八改到位，不把相对价格大体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这个体系给他普遍地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我们再往前走，这几匹马的摆布，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难度。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进权利重新划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消费恰当的提高。所以重要的不是孤立地看这些马，而是看投资消费之间积极的互动，良性的互动。所以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改革是我们最重要的投资，改革是让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健康成长今天应付出最重要的投资，谢谢各位！

文章说明：本文为财新对周其仁教授的发言实录，未经周老师亲自审理。

文章来源：C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