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经济体的两次道路转向

上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们在二战后看到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前者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结构，后者则普遍是传统农业或传统自然产业。当时的认识是，这种结构差异造成了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很高，生产力水平很高，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很低，非常贫穷。所以，出于良善的愿望，发展经济学的建议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赶快去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先进产业。

但事实是，那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因此就以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替代市场，直接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这和我国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从原理讲是相同的，用意很好，结果却是坏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讲可能还要好一点，因为国家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很快，那些产业开始呈现低效率的趋向，甚至不少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追求这种发展模式，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都普遍存在。导致的结果是，政府用一代人的努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界的认识有了180度的转变。发展中国家效率低，存在各种社会问题，为什么呢？他们的判断是，由于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发挥发达国家那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创造了很多垄断，造成了层出不穷的贪腐现象。

发展经济学界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比较高的收入水平、生产力水平，就应该采取同样的体制，即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为了让市场竞争能够真正实现，就形成了“华盛顿共识”那一整套政策建议，核心特征即“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提出这些理论政策的用意是好的，但问题是，推行结果又跟上次一样没有达到预期。大家在实际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推行发展政策，其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要低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不仅这样，经济发生波动的频率也比六七十年代要高。

我们并不是为了理论描述的世界而生活。回头看一看，从20世纪至今，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真正能缩小差距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少的。从最新看到的数据里，1950年到2008年这58年内，真正能缩小同美国人均收入差距水平的10%或更多的，只有28个经济体，而在这28个经济体中只有12个不是欧洲国家，或石油生产等资源国家。这12个经济体中，大部分在东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在此列。

再来分析这些国家能够缩小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普遍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赶上发达国家，应马上建立和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及其所采用的政策框架。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那些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却是背其道而行的，没有马上发展那些现代化产业，他们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业、简单加工业开始起步。主流理论认为应该进口替代，他们走的却是出口导向，从利润微薄的产业出口，增加了利润以后，产业结构才一步步往发达国家渐进。

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论，而非《国富论》

从理论视角看，对事件描述背后的原因是错的，或是由其开出的政策药方推行后达不到预期，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不能继续坚持这些理论。不论这些理论在逻辑上有多严谨、在数学分析上有多漂亮，甚至由多么有名的大师提出，我们都应该扬弃，应该反思。

我们应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有差别的。因为《国富论》所研究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从各种资料中可以知道，亚当·斯密用8年时间写了这本书。然而，造成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差距的深层原因，亚当·斯密没有看到。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加速，产业结构的变迁也加速，但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非常慢，一开始平均只有0.05%，之后是1%，再往后变成2%。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就是纺织业引进现代机器设备，最早是在1760年，开始时是星星之火，亚当·斯密基本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

所以，不能因为亚当·斯密是大师，就抱着《国富论》不放，认为是“真经”，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去研究熊彼特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发展情况不一样？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就要了解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制度安排，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所谓本质和原因的研究。

其实，并没有什么“该市场管”还是“该政府管”，或是“强市场”或“强政府”的问题，市场该发挥作用时就会发挥市场的作用，没有办法协调问题时就该发挥政府的作用，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企业自身能力问题。什么叫“自身能力”？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获得被大家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即不需要得到外部的补贴、保护，就可以得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利润率，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除非得到保护和补贴，不然就会消失。

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相对短缺，人力成本较昂贵，尤其是生产或提供需要很多劳动力投入的产品或服务，只要它是可以贸易的，那它一定会被那些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源相对贫瘠、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的产业打垮。

常常听人讲中国的产业没有竞争力，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中国的产业没有竞争力，产品怎么到美国？如今在美国市场上，不买中国产品都很难。一定是因为中国产业有竞争力，只不过有竞争力的产业资源条件不一样，比较优势不一样。

中华民族复兴需重铸道路自信

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我们很幸运，在过去30年中，由于政府比较实事求是，所以国家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从人均收入还不到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发展到2012年底达到6000美元左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现在，新一届领导者提出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为到2050年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往前走，这条路并不容易，不会一直是一条直线。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相比发达国家有很多体制还不完善。更何况中国正在转型中，这种不完善有许多是过去“双轨制”的遗留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逐渐消除弊端，怎样完善体制、机制，还没有现成理论，还需要我们去探索。

我们总希望有一本“真经”放在那里，拿来就可以用，帮助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但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这几年后发现，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种想法，可以说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想法，都以为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拿回来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现代化。但是现在，经过回顾，经过分析，这本“真经”显然不存在。

那么，未来怎么走呢？唯一的正道就是真正地解放思想，真正地实事求是，通过理论传承，脚踏实地去了解中国现实，了解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有哪些基础来缓解或是逐步消除这些困难。这种努力就像我们常讲的，“改革进入深水期”。对此，我也相信，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再加上过去种种原因积淀下来的冲突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

所以，只有真正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理论创新，才能够把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讲清楚，这个理论一方面可以指引前进，另一方面，也能够消除疑惑，了解到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在这个阶段不能回避的。这样，中国自上而下才能形成比较好的社会共识，加快发展，最终赶上发达国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重要的，是在文化内涵、理论领域对全人类要有贡献。现在，世界上仍有80%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和中华民族一样有共同的追求，他们过去拿发达国家的“经”回去念没成功，我们今天如果能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我们所得到的经验、见解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抓住机遇，应该会有更大的借鉴价值。而那样的借鉴价值，正是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须有的重要内涵。

文章来源：《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