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城市化成了中国的热门话题。关于此，种种矛盾、争议，从未停止：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与环保、城市与农村……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大城市出现的问题亦即城市病，不能简单归罪于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更不能因此否定城市化以及大城市的价值，城市的发展、人口的集聚，反而能有效缓解城市病；而与国际相比，中国现在的人口集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他在近著《空间的力量》中，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现在很多人在说“城市病”，似乎城市一大，病就多了、重了。有人悲观地认为，大城市就应该死去。有意思的是，您有一次演讲的题目恰恰叫《城市不死》。您怎么看待城市病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陆铭：简单地把城市病与城市规模做一个正相关，好像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病就越严重，这是思维上的一个误区。国际上谈城市病，基本是三个方面：污染、拥堵和犯罪。犯罪我们暂且不谈，先来说说污染和拥堵。我们现在看到的，似乎是城市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比如北京、上海交通拥堵现在都很严重，污染也成问题。但如果仔细地想一想，你会发现，城市的规模与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城市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病。

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中国大陆的城市，北京、上海，不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香港的人口密度就比这两个城市要高，但香港没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交通也非常通畅。为什么人家没有城市病呢？实际上，城市病主要是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从技术上说，我们现在炼油的纯度不高；在管理上，其他国家一些好的政策措施，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比如征收城市拥堵费。又比如对车的数量的管控，北京做得太晚，上海做得早一点，所以上海的交通状况相对就好一点。香港的地铁便利程度比我们要高；香港的人口密度高，很多地方的道路是全封闭的，所以车速可以很快；香港市中心高楼之间的空中有连廊，地下有地道，行人很方便。所以，在技术先进、管理到位的情况下，人口密度高，非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有些问题反而容易得到解决。人口密度一高，人口规模一大，发展高速、便捷的共同交通，特别是地铁，就有规模效应在里面，因为成本被摊薄了。所以，香港人出门很少开车的；纽约人也很少开车。规模经济反而让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下降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一多，人口密度一高，城市病就会变得很严重，这不一定。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城市人口的规模和密度来治理城市病。

其实，中国的城市病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拿美国来说，美国在城市扩张的时候，人口往郊区迁移，就业是跟着一起走的，学术上我们称之为人口和就业“分散化”。这就意味着居住和就业始终距离不远，不需要长途通勤。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平均通勤成本上升其实并不多，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差距并没有拉大。但中国和美国就不一样。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尤其北京特别明显，因为房价太高，人口往外搬迁，但是就业没有随着人口往外走，这样问题就来了。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回龙观，白领都挤地铁到市中心上班。上海也有这个现象。这与中国的公共资源过于集中在市中心有关，本质上这是个财政问题。以教育为例，美国的教育财政以物业税为基础。在城市边缘造个别墅区，别墅区的物业税收上来后办个学校，工资可以开得比市中心还高，老师就过来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大城市的教育财政由区一级政府掌握，上海现在虽然也注意到区与区之间要平衡，但不管怎么做，与西方国家以物业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支出相比，我们还是不够灵活。现在上海出现了一个问题：上海本地人在往郊区搬，外来人口也集中在郊区，郊区的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郊区的就业不足、公共服务不够，市中心的人口虽然在下降，但是大量好学校都在市中心，大量就业岗位也在市中心，这就造成了长时间的通勤。这样的问题能否归罪于城市的扩张？如果你只看到城市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堵，就很容易误认为这都是城市扩张导致的。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许多研究城市化的学者都喜欢研究贫民窟问题，或褒或贬，观点不一，对立尖锐。您对贫民窟问题怎么看，中国如何避免这一城市病？

陆铭：现在很多人谈起贫民窟，喜欢举拉美、菲律宾、印度、孟加拉为例。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日本、韩国、咱们的香港和台湾，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就没有产生贫民窟呢？这些地方有低收入者的聚居区，但没有严重到贫民窟的地步。贫民窟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办法满足，公共设施特别差。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贫民窟，而另外一些没有？我认为，产生贫民窟的那些地方，是政府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有些国家，比如印度，对私有产权是有非常严格的保护的。我在马路边上搭了个棚子，只要这块地不是私人的，你就不能赶我走。这种保护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一来，一个贫民窟的居民，几块铁皮子一搭就圈了一块地，政府是没有办法拆的。可是，退一步来讲，就算贫民窟里都是铁皮子搭的、没法拆的小房子，政府还是可以改造的，但政府该做的却做得不够。如果给低收入者所在的社区提供教育、医疗的条件，建设公共设施，就算低收入者聚集在一起，也不至于发展成贫民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那些存在贫民窟的国家是做得不够的。

至于怎么看城市的低收入者聚居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这些从收入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农村——迁入城市的人，是不是比过去过得好了？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话，即便他们在城市里低收入地生活着，但比原来过得好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们自己难道不会比较吗？二、他们长期待在城市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就业，他们是不是老早就离开了？我去广州的城中村做过调研，里面住的全是外地人，月租金三四百块钱。他们实际上都在为周围社区的本地居民提供服务。这样一种经济生态好不好？如果你说它不好，你得给出理由，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差就否定它。如果城中村出现了消防隐患、安全问题，那么，就事论事地讨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它呢？现在对城中村的改造，就是把房子拆掉盖大楼，大楼盖好了，原来的低收入群体也住不起了。与此同时，还打击群租房。这样一来，一方面低收入者的就业没有了，他们被迫搬到别的地方；另一方面，城中村附近居民原来能享受到的服务也没有了，生活便利性受到很大影响。原来能从市场购买服务的，现在买不起了，劳动生产率下降，比如请不起保姆，不得不分心处理很多家务琐事；请得起的呢，那就付更高的价格。这些居民的生活质量实际是下降了。上海现在也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举一个例子：上海住家保姆的价格，已经和香港的菲佣一样，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是香港的多少？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被人为地抬高了。

生活服务价格的抬高，不光是生活便利的问题，还影响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是互补的。在工作方面，比如教授的办公室里有秘书，白领工作的写字楼里有清洁工；在生活领域，比如白领回到家里请保姆做家务，或者自己不做饭，去餐馆吃饭。如果你通过社区改造把低技能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去掉，让他们的生活成本上升，价格一定上涨，供给一定减少。这就导致两个现象。第一，工作单位和生活领域里的互补性下降：教授本来专心写学术论文就行了，现在得干很多烦琐的行政事务；白领回到家里原来是可以休息娱乐的，现在要洗衣做饭。第二，许多大学生去干高中生、技校生能干的活，比如大学生去银行做收银员。很多人说大学生就业难，这一方面是因为低技能劳动者供给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的户籍制度是鼓励高技能劳动者留下来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这样想：工资低一点不要紧，我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将来我的小孩有好的教育。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叫“公共服务的工资化”，指的是一部分劳动力愿意牺牲一部分工资来换取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公共服务的工资化的现象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尤其常见，所以这一拨人会选择低层次就业，也就是大学生去干高中生、技校生干的活。有人认为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公共政策的失误带来的一连串不良后果导致的，最后，对一个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过，上海的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偏低的；而在整个上海服务业的结构里面，消费性服务业又是偏低的。这当然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但也和城市发展的误区所导致的服务价格偏高有关。

有人认为，现在劳动力成本高了，应该开始搞产业转移了；大城市出现城市病了，接下来就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

陆铭：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我最近那本《空间的力量》就讲到，中国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我在书里讲了两点。首先，中国是处在全球化竞争之中的。全球化就是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体系就是物流，物流就是海运和港口，这是由人类当前的技术决定的。欧亚大陆桥再怎么发展，单位运费也很难降到海运以下。有人说，新疆有靠近俄罗斯的优势。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不大，另一方面，从新疆乘火车途经俄罗斯去欧洲，地理距离上的确是近了，但一算运输成本，还不如从上海绕一圈到欧洲。给定这个前提，中国只要参与国际贸易，就离不开大型港口，尤其离不开几个大的港口，因为港口本身有规模经济效应，分散的港口不如几个大港口成本低。其次，一个城市发展与否，到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书中讲了十四个大城市——城市发展有个很大的特点，它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你看中国这十四个大城市，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都城，几千年下来没有太大变化。一个大城市只有在一定距离以外，才会产生另外一个大城市，这是经济地理的规律。通过研究测算，我发现，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它们和大城市的距离有关，离大城市越近，经济增长越快。这说明中小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大城市的距离，以及核心大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如果我们现在一味地把大城市的资源给小城市，反而打压了小城市发展的动力。大城市经济受损，小城市也发展不起来，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

那您怎么看欧洲、美国的很多小城市？它们都很漂亮，也都很宜居啊。

陆铭：这是城市发展的结果。你觉得欧美的一些小城市好，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小城市发挥的仅仅是居住、发展小产业的功能。有些大公司不想扎堆，就搬到小城镇。有些人嫌大城市太挤，像美国有些人就愿意住在小地方，开一两个小时车去上班，这时小城市反而就发展起来了。大量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后，小城市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上升了，反而可以提高生活和居住环境，人口密度也比较低。

中国现在的人口集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从人口集聚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发展远远不如欧洲、美国，也比不上日本。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东京。我做过比较研究，很多国家的首都、首位城市的人口，基本上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考虑到中国比较大，中国的首位城市，比如上海，可能到不了百分之十。从人口分布来说，中国未来可能有三个相当于日本的地区，一个在环渤海湾，一个在珠三角，一个在长三角。那么，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东京和东京圈在日本的地位。不妨这样想，未来长三角辐射的人口如果是三亿的话，按照我刚才讲的百分之十这个比重，上海的人口就将超过三千万。我们再来看纽约。现在所说的纽约市的人口并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把纽约和周围与它连成片的几个城市加在一起，人口占整个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此外，谈东京的人口也要分东京都与东京圈，日本人口一亿三千万，东京都人口一千两百万，我讲的百分之十还只是针对东京都而言，而东京圈人口是三千五百万，三分之一的日本人生活在这个地方。而东京圈的面积有多大呢？只相当于上海加苏州，这么一点地方，生活了三千五百万人，却无损于东京圈的经济繁荣和东京居民的生活质量。国际上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结论是，中国城市的集聚度还远远不够。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