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伟，男，高级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36）。

在中国，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基础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显著，工业化在全国推进的过程是以非均衡的空间格局演进的。尽管“一五”时期，中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大多布置在内地，且三线建设期间大量工业企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并在内地新建、扩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同时也不断加大对内地的投资力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显著改善了工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局面。然而，内地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并未奠定，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迅速参与国际分工，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沿海地区再次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推动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了低水平的“均衡”发展，逐步接轨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通过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然而，由于区域发展比较优势差异显著，尽管自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间，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东快西慢”的工业化推进格局逐步向“西快东慢”转变，但“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还是逐步强化，区域间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日益突出。

一、工业南移——南强北弱格局逐步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版图发生了显著变化，北方各省（市、区）在全国的工业份额（工业占比）下滑明显，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1978—2016年，北方8省（市、区）的工业占比下降18.25%。在此期间，南部各省（市、区）的工业占比均获得了快速的提升，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其工业占比持续攀升，这使得中国的工业经济增长重心逐渐向南迁移。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工业化历程后，其工业经济逐步向长三角地区转移，不仅很好地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转型发展，还很好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苏、浙江等地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长期以资源型、重工业和国企为主支撑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便面临日益严重的发展困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东北地区转型难的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更是遭遇了断崖式下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版图由北向南的变迁态势是，1978—2016年，工业占比下滑的省（市、区）基本都分布在全国地理版图靠北的地方（上海除外），而工业占比上升较为显著的省（市、区）均分布在东南沿海或中部地区。

将1978—2016年各省（市、区）GDP全国占比（%）变化情况与工业占比（%）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工业占比下降的省（市、区），其GDP全国占比基本都有相应幅度的下降，尤其是上海、东北三省和甘肃等地，其工业经济份额与GDP全国份额几乎保持同步下滑态势。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已呈现显著的“南强北弱”格局。1978年，黑色区域主要集中在上海以北的各省（市、区），而到2016年，黑色区域集中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已由改革开放之初集中在上海以北演变为广东和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

二、省际工业发展差距非均衡演进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来看，省际工业发展差距整体呈现缩小态势，与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基本保持相同演变态势，具体表现为省际GDP占比极差与省际工业占比极差均在1985年之后呈现极为相似的演化路径。唯一不同的是，省际工业发展差距比省际经济发展差距要大（相对百分比），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6年（1978—1983年），省际工业占比极差保持在10.0%以上，而省际GDP占比极差均保持在8.0%以下。

省际工业经济发展差距演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缩小（1978—1986年）→扩大（1987—2003年）→缩小（2004—2013年）→扩大（2014—2016年）。改革开放之初，即使之前的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但并未有效改变地区之间巨大的工业发展差距。1978年，省际工业占比极差为12.74%，工业占比最大的上海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2.78%，直逼西部12省（市、区）工业占比之和（16.38%），中部6省之和也仅为16.68%。2016年，省际工业占比极差为11.42%，工业占比最大的广东占到全国的11.45%，此时上海的工业占比已下降到2.60%。

第一阶段：省际差距缩小（1978—1986年）

1978—1986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呈现逐年缩小态势，省际工业占比极差由1978年的12.74%下降为1986年的8.79%。增幅最大的5省为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安徽，其工业占比分别增加2.50%、1.61%、1.09%、0.91%、0.83%；降幅最大的5省（市）为依次上海、黑龙江、辽宁、甘肃、北京，其工业占比分别降低4.45%、1.31%、1.05%、0.67%、0.64%。至此，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地区的地位不再，让位于江苏，到1986年，江苏的工业占比为8.86%，高出上海0.5个百分点，工业占比前5位由1978年的上海（12.78%）、辽宁（9.56%）、江苏（7.21%）、山东（6.68%）、黑龙江（6.20%）演变为1986年的江苏（8.82%）、辽宁（8.51%）、上海（8.32%）、山东（7.17）、广东（5.44%）。

在此期间，工业过于集中在个别省（市、区）的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发展状况有所改观，但省际工业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工业发展落后地区的工业经济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1978年，工业占比前5位之和为42.42%，到1986年下降到38.27%，工业占比后5位之和由1978年的1.80%下降到1986年的1.71%。工业最不发达地区依然是新疆、宁夏、青海、海南、西藏这5省（区），其工业占比之和始终在2.0%以下。

第二阶段：省际差距扩大（1987—2003年）

1987—2003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在轻微的波动中表现为扩大态势，在此期间，省际工业差距一度逼近1978年时的差距，于2003年达到12.26%。增幅最大的5省为广东、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其工业占比分别增加6.27%、2.68%、2.47%、1.86%、0.97%；降幅最大的5省（市）依次为辽宁、上海、黑龙江、湖北、北京，其工业占比分别降低3.70%、2.15%、1.75%、1.34%、1.21%。到1996年，江苏作为中国第一大工业省的地位不再，让位于广东，此时广东的工业占比为10.65%，高于江苏的10.29%，自此以后，广东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大省，江苏退居第2位。在此期间，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工业地位呈现急速下滑趋势，三省的工业占比下降了6.5%，其中以辽宁为最，下降了3.7%。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东北工业老基地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症状日益显著。

广东得益于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所带来的开放效应，工业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工业大省。曾经盛极一时的工业大省（市），如上海、辽宁，逐步退出工业大省（市）行列。1987—2003年，工业占比前5位由1987年的江苏（9.74%）、辽宁（8.26%）、山东（7.50%）、上海（7.40%）、广东（6.02%）演变为2003年的广东（12.29%）、江苏（10.71%）、山东（10.18%）、浙江（7.96%）、河北（5.37%）。

与此同时，省际工业发展的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工业占比前5省（市、区）之和由1987年的38.92%增至2003年的46.51%，而后5省（市、区）之和依然保持在2.0%以内，可见，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再次扩大，其差距甚至已超过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时工业占比前5省（市、区）之和仅为42.42%。由此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工业大发展，同时也快速拉大了省际工业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形成了典型的“东快西慢”工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第三阶段：省际差距缩小（2004—2013年）

2003年之后，2004—2013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再一次呈现缩小态势，省际工业占比极差于2013年缩小至10.23%。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旨在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国家战略，东部沿海工业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东快西慢”的工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逐渐向“西快东慢”的空间格局转变。

增幅最大的5省（市、区）为内蒙古、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其工业占比分别增加1.51%、1.43%、1.20%、1.12%、1.08%；降幅最大的5省（市）依次为上海、广东、山东、浙江、黑龙江，其工业占比分别降低2.46%、1.93%、1.83%、1.77%、1.32%。2004—2013年，工业增长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依然显著，工业占比提升最大的5省（市、区）均在中西部地区，可见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这并未有效改变地区工业发展差距较大的现实，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我国工业发展最好的地区，工业占比前5位依然是以东部沿海的省（市、区）为主导，中西部地区只有河南于2005年跻身于前5行列，工业占比后5位除海南确实因为地理条件原因不适宜发展工业外，其余均在西部地区。

在此期间，尽管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由于资源要素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方面的压力，开始有序地将一部分工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广东、山东、浙江等地的工业占比降幅也较为显著，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优势并未明显改变。产业转移以及“西快东慢”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反过来也对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的工业占比下降甚多，但依然没有改变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作为中国排名靠前工业大省的地位。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缩小了省际工业发展差距：首先表现在单一省（市、区）工业占比的最大值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由2004年的12.19%下降到2013年的10.25%，从而显著缩小了地区工业发展差距；其次表现在工业占比前5省（市、区）的份额也出现明显下滑，由2004年的47.22%下降到2013年的40.97%，且后5省（市、区）的份额也有小幅提升，由2004年的1.57%上升至2013年的1.78%，表明工业占比的份额比以往更加均匀地向中西部省（市、区）移动，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差距呈现良好改善的态势，工业经济过于集聚东部沿海地区的态势有所缓解。

第四阶段：省际差距扩大（2014－2016年）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逐渐增大，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比较优势再次凸显，在转型期间依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则未能实现平稳转型，以至于这些地区的工业增幅有所下滑，从而使得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再次演变为扩大态势。2014年以来，各工业大省的工业发展都较为乐观，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占比都有小幅提升，尤其以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地增长最为显著，分别提升0.96%、0.94%、0.54%、0.49%。中西部地区的湖北、重庆、河南、广西等地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工业占比均提升0.2%以上。

虽然在上一阶段（2004—2013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占比有小幅回升，但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以塌方的方式沦陷，“东北塌陷”已然成为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2014—2016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占比下降2.81%，其中辽宁下降了2.17%，其下降幅度居全国之首，至此，东北三省的工业占比之和由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8.24%下降到2016年的5.8%，其工业增加值基本与河南一省持平。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深入，工业经济发展的省际差距再次扩大，工业占比前5省（市、区）之和呈现较快上涨态势，由2014年的41.12%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44.32%，而工业占比后5省（市、区）之和却呈现下滑态势，但其下降幅度之和远低于前5省（市、区）上升之和，表明工业向部分省（市、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集聚的态势有所强化。工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依然保持较好增长态势，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更为显著，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优势再次凸显出来，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在工业产业结构上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以至于2014—2016年，部分省（市、区）在新常态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趋于疲软。

三、区域性塌陷与地区崛起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区域版图变化可概括为四种典型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衰退型塌陷，以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吉林）和甘肃为典型代表，这些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且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较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未能随市场经济顺利转型，不仅其工业经济发展陷入低水平增长的窘境，而且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

第二种类型为发展型塌陷，以上海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为代表，这些地区工业发展好，工业基础扎实，且能适时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适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转型发展，尽管其工业经济份额（工业占比）呈现显著下滑态势，但其经济体量持续增长，发展势头稳定向好，并成功跨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第三种类型为开放型崛起，以广东为主要代表，尽管工业发展优势并不十分突出，但能积极追逐改革开放浪潮，对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推动本地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工业经济较快较好的发展。

第四种类型为承接型崛起，以中部地区为代表，尤其是河南，这类地区工业基础不理想、工业发展优势不显著，由于地处内陆，未能抓住改革开放前期的发展机遇，但锐意进取，积极对接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紧抓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性机遇，在新一轮国内产业转移进程中积极发挥优势，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促使其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及近几年来的工业化奋进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的地理版图由改革开放初期显著的“东西分异”转向“东西、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整体来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地理版图变迁过程中，区域性塌陷与地区崛起并存。

1.衰退型塌陷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关伟，2004）。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东北地区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加之于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的技术更新滞后，其工业竞争力日渐下滑，与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的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的工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1978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占比为18.24%，比中部6省之和（16.68%）或西部12省（市、区）之和（16.38%）还要高，仅辽宁一省的工业增加值就是广东的两倍还要多，相当于福建、广西、江西、内蒙古、云南、贵州、新疆、宁夏、青海、海南、西藏等11省（市、区）之和。到2016年，辽宁的工业增加值仅占全国的2.39%，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的3.26%，与广西相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号工业大省滑落到工业增加值排名第16位。

1978—2016年，东北地区工业占比呈现显著下滑态势，尤其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其工业占比更是加速下滑，截至2016年，东北三省的工业占比仅为5.8%，甚至低于河南省的工业占比（5.98%）。东北地区工业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因而其衰退型塌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2004年，这一阶段东北地区工业实力逐年下降，三省的全国占比之和年均下滑0.37个百分点，其下滑态势一直较为平稳；第二阶段是2004—2013年，在2003年，中央推出振兴东北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在此期间，东北地区工业下滑态势得到了暂时遏制，其工业占比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8.9%±0.25%之间，且不同年份之间的变动幅度较小；第三阶段为2013—2016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之际东北地区增长乏力，其工业占比年均下降1.01个百分点，呈现断崖式下滑，使得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几乎停滞的状态。

2.发展型塌陷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天津、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市。1978年，工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超过60%的省（市、区）也就上海、辽宁、天津、北京，其中以上海为最，其工业贡献率为76.05%，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唯一一个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70%的省级行政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工业贡献率长期（1978—1990年）超过60%的省级行政市。

首先看上海。

上海工业增速变化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晴雨表，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全国的工业份额持续下滑，但其工业发展态势不仅与全国工业发展态势极为一致，且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极为吻合。在过去的40年中，上海工业经济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全国经济过热的时点，上海工业经济与全国过热的经济形势基本保持一致——呈现超高速增长，在工业增速上表现为一个波峰。整体来看，上海市工业经济增速在绝大部分年份都是低于全国水平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工业经济发展处于逐步萎缩状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规模上。

随着全国工业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期，上海适时引领改革开放新潮流，由工业经济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向第三产业，其工业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且工业经济的相对规模呈现直线下滑的态势，从1978年的12.78%直接下降到2015年的2.60%，随后在2016年略有提升，为2.65%。单就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业占比的变化来看，上海的工业经济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塌陷”，其工业增加值排名从1978年第1名，滑落到2015年的第15名，到2016年略微有所提升，上升至第13名。然而，与衰退型塌陷地区不同的是，尽管上海在工业增加值排名和工业占比方面均有大幅下降，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来看依然位于前列。1978—2010年，上海的人均GDP始终处于全国第一，2010年后也能稳定在第2或第3的位置，表明工业的“塌陷”并没有拖累上海的经济发展，反而是上海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推动了上海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上海工业向周边的江苏、浙江等地转移。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工业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型塌陷”，地区经济发展与工业经济塌陷并存，其工业经济是在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塌陷的，并推动着上海加速步入后工业化社会。

其次看北京。

北京工业占比随着改革开放深入逐渐减少。1978年，北京的工业增加值位于全国前10名，2015年已经下降到第24名，尽管2016年略有回升，依然无法挤进前20名。但北京的人均GDP始终稳居高位，并于2016年荣升为全国榜首，人均GDP高达119189元，高出上海约1500元。

北京工业经济“塌陷”的同时，第三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全国占比有较为显著的提升，从1978年的3.92%提升到2016年的5.3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迅速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23.69%蹿升到2016年的80.23%，成为全国三产占比最大的省（市、区），高出全国平均值30个百分点，2016年时的全国平均值只有49.05%。然而，北京工业经济的塌陷并不是像上海那样通过向周边地区辐射与转移来实现的。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也有部分工业向河北转移，如首钢迁移到河北唐山，但北京工业经济塌陷的内在原因更多地源于环保意识对重工业发展空间的挤压，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以更加高效、节能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取代了昔日的黑烟囱。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出以来，北京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步伐，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迁移至天津或河北。

再次看天津。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工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和潜能逐年释放，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的集聚地。1978年以来，天津的工业占比首先呈现下降趋势，由1978年3.35%下降到1993年的2.00%，随后在1993—1997年基本稳定在2.00%左右，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天津工业全国占比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94%。经历过短暂的阵痛后，天津工业产业得到优化升级，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组织结构，其工业化进程再次走向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天津工业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天津的工业产业结构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影响，在2015年、2016年连续负增长，同比上一年增速分别为-1.36%、-2.54%，可见，天津的工业发展还有一个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过程。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工业占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其人均生产总值在过去的40年中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由1978年的1133元提升到2016年的115053元，增长超过100倍，其人均GDP一直稳居全国前3位，甚至一度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区），2011—2015年间，天津的人均GDP全国第一。轻微的工业占比滑落，以及常年稳定且较高的人均GDP，表征了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工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其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全国来说呈现出“塌陷”的部分特征，但整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工业经济属于发展型塌陷，“塌陷”的工业经济并未显著影响天津的经济发展。

3.开放型崛起

开放型崛起是指这类地区很好地抓住了对外开放的契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其工业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且工业占比相比改革开放前大幅提升，其崛起阶段主要在改革开放前期。开放型崛起的代表性地区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地区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时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促进了其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极大地带动了其经济的发展。

在1978年，除了江苏和山东的工业经济在国内具有显著优势外，广东和浙江的工业经济规模相对偏小，尤其是浙江的工业增加值还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仅为2.89%。然而经过近40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的工业增加值已超过全国的1/3，广东更是跃居国内工业第一大省，其工业占比为11.45%，直逼改革开放前的上海（1978，12.78%）。与此同时，江苏、浙江、山东的工业占比也有显著提升，分别提升至2016年的10.68%、6.54%、9.67%。

首先看广东。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工业经济建设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有利条件,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坚持企业技术进步,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培育了一批支柱产业、重点企业和名牌产品,使广东工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钟启权，2000）。

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的工业经济很快就步入高速增长通道。经过短暂的调整后，在1981年开启了高速增长元年，当年工业经济相比于1980年增长15.27%，远高于当年的全国平均值2.86%。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广东常年保持着高于全国水平超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国经济形势过热的1988年和1993年，广东的工业经济实现了近乎疯狂的增长，1988年相比于上年增长41.12%，1993年更是“火箭式”地蹿到了54.22%。超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以最快的速度为广东完成了工业积累，并于1993年超越江苏一跃成为国内第一工业大省，由1978年的工业排名第七晋升为全国第一，并一直稳居国内第一工业大省的宝座。在经历10多年的高速、超高速发展后，广东的工业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并在1995年后基本保持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或略高的增速。1978—2016年，广东的工业占比平均增速为6.76%，伴随着工业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广东的工业占比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1978年的4.69%上升到2005年的12.26%，尽管随后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0%以上，到2016年时为11.45%。工业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使广东跻身于全国头号经济大省，并于1989年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由于广东人口众多，尽管坐拥第一经济大省地位，其人均GDP并不十分靠前，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显著提升，不过虽然在绝对值上不如北京、天津，但其增幅是史无前例的，从1978年的370元增加到2016年的74016元，相当于原来的200倍，以每年增加5倍的速度增长。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发生积极变化，传统产业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趋于下降。2016年先进制造业对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六成，比2012年提高21.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对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比2012年提高16.5个百分点。

其次看江苏。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用占全国1%的土地，养活了占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的国民财富，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新奇迹。江苏工业的发展成功地抓住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重，并通过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等重大机遇，使得江苏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刘志彪等，2009）。

江苏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草根经济”（乡镇企业）的茁壮成长，工业经济的快速壮大也带动了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1986年，江苏成为新中国第一工业大省、第一经济大省。特别是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以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快速对接浦东新区的新机制，在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吸引外商在苏南投资办厂或新建生产基地（刘志彪等，2009）。

与广东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的工业基础和规模具有明显优势，其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显著优于广东，尽管广东在1993年就超越江苏成为第一工业大省，但相比于江苏，广东的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还有一定差距。1978年江苏工业占比高达7.21%，仅次于上海和辽宁，经过改革开放不到10年的时间，江苏的工业经济规模超过上海成为新中国第一工业大省，且其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始终保持在40%以上，仅在2015年、2016年才略微下降到40%以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工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其工业占比的上升幅度不如广东显著，但江苏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了其工业经济的强劲发展。1978—2016年，江苏工业经济增速基本保持了在好的年份高于全国水平、在坏的年份也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的态势。1995年以后，江苏工业发展增速相对有所滑落，逐渐回归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进入新常态以来，江苏工业经济再次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动力，运行质态和质量效益显著趋好，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已经到了“由大变强”的关键时刻。

再次看浙江。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小省，其工业占比仅为2.89%，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其工业增加值在全国也仅相当于中等规模。1983—1989年，浙江根据改革进程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单纯依靠传统轻纺工业增长的倾斜战略，将工业发展立足于省内省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循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加工型产业结构，1988年进一步扩展为“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经历了1982年的短暂低谷（3.72%）之后，浙江工业增长速度迅速回升，到1985年增长率高达39.69%，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高增长之后，浙江工业在1986年快速回落到15.65%，此时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92个百分点。

1991年，浙江工业在全国工业尚未回升的状况下先期增长，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升至20.45%，浙江工业经受住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较大的考验。工业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从1978年的第15位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6位。农村工业增加值占浙江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16%上升至1991年的48.3%，接近半壁江山。

从工业占比的变化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工业经济经历了一个波动上升与缓慢下滑的过程。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工业经济在全国的份额不断提升，尽管其中有波动下降，但其上升态势直到2003年以后才开始转变。2003年以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作用日渐显现，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市、区）迎来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东部沿海各主要工业大省的工业经济份额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中部地区工业经济份额缓步提升。浙江也不例外，大概在2003年前后，其工业经济开始进入低速增长轨道，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浙江的工业占比也呈现下滑态势。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伴随着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浙江工业开始了一个小幅反弹，工业增速与工业占比都有所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农村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蓬勃兴起，深刻改变了城乡工业布局，形成了沿海带动腹地、城乡工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大工业产业基本形成，工业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周必健，2008）。浙江工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里，浙江工业超高速增长，实现了向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推动了工业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一跃成为工业较为发达的省份。2016年，浙江省工业增加值18655.12亿元，占全国的6.54%，比1978年的2.9%提高3.6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浙江的人均GDP也有很大飞跃，1978年，浙江人均GDP仅为331元，与当年的湖北相当，排名第16位；1995年，浙江人均GDP跃升为8149元，跻身于全国第4位；尽管随后浙江的人均GDP排名有所下降，到2016年为第5名，低于江苏，但远高于工业第一大省广东。

最后看山东。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山东已形成了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山东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16年，全省工业生产总值达到2.76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0.56%。无论是规模总量还是经济效益，均居全国第三位。1989年，山东超越辽宁，成为新中国第2号工业大省，随后不久在1991年被广东超越，成为第3号工业大省。

进入21世纪后，山东工业经济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山东工业经济再次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工业经济规模稳步提升，并于2004年超越江苏成为仅次于广东的第2号工业大省。工业经济规模的快速壮大，也为山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显著提升了山东工业在全国市场的份额。2000年，山东的工业增加值为3665.74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9.53%，而到2006年，山东工业增加值达11555.99亿元，其全国占比提升至11.26%。随后，与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的工业发展路径类似，山东工业经济的全国份额转入下行通道，并于2013年降至9.05%。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山东工业经济表现了强劲的动力，其工业经济顶住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压力，实现了工业经济全国占比的小幅回弹。

尽管山东的工业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且已跨入工业大省行列。但山东的经济发展还是高度依赖工业。1978年，山东工业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工业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依然高达40.56%。可见，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并未助力山东经济转型，山东依然是工业与第三产业并驾齐驱的工业大省。

4.承接型崛起

与开放型崛起不同的是，承接型崛起地区的工业经济普遍在进入21世纪后才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其时间点基本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政策起点，以及中国加入WTO相吻合，也就是说，中部5省（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除山西外）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步入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部5省的工业经济份额相对较小，在1978年，5省的工业占比之和才13.72%，仅比当时的工业第一大省（市）上海略高不到1个百分点，可见在改革开放之初，5省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部5省的工业经济并未取得理想的业绩，直到2000年，5省的工业占比之和才达到15.00%。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快速奔跑后，深刻感受到发展中的“制约之痛”，工业和建设用地挤占耕地导致耕地锐减、工业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有增无减、各项成本持续攀升等问题给东部沿海地区增添了无尽的“成长烦恼”，亟待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以实现“腾笼换鸟”。东部沿海地区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期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目标，与此同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的影响开始显现，中部5省搭乘产业转移的东风步入了工业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03年以来，中部5省工业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工业占比不断攀升，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由2004年的14.48%提升至2016年的20.41%。尤其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中部5省不但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且其工业经济份额也稳中有增。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部5省的工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21世纪以来通过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极大地推动了中部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然而，中部各省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无论是从经济体量还是人均地产总产值来看，中部各省的经济发展潜能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其工业经济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纵使改革开放以来中部5省通过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但截至2016年，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效还不是十分显著。

第一，中部5省的工业增加值虽然都有所提升，但排名均相对不是特别靠前，仅河南的工业增加值排名提升较为显著，湖北与湖南也在奋力追赶。1978年，中部5省的工业增加值排名由前到后依次是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其排名依次为10、12、13、18、23位，其工业占比依次为3.65%、3.21%、3.20%、2.24%、1.43%；到2016年，中部5省的工业增加值排名均不同幅度的提升，由前到后依然是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其排名依次为5、7、9、11、15位，其工业占比依次为5.98%、4.40%、3.98%、3.53%、2.53%。

第二，人均GDP稳步提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1978年，中部5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人均GDP排名依次为30、25、29、15、23位，到2016年分别提升至25、23、20、11、16位，无一进入前十行列。

第三，中部5省的工业占比之和提升幅度较小，与东部沿海各省（市、区）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2016年，5省的工业占比之和才20.41%，不及广东与江苏两省之和。

四、结论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工业经济快速成长壮大的40年，更是中国工业经济区域非均衡发展加速分化的40年。尽管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内陆地区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金碚，2013）。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的地理版图由改革开放初期显著的“东西分异”转向“东西、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东快西慢”工业经济空间格局助推中国走出了低水平的“均衡”发展，并稳步走向世界，但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东快西慢”的工业化推进格局逐步向“西快东慢”转变；进入新常态后，工业经济活动加速向南转移，“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逐步强化，区域间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第二，1978年以来，省际工业经济发展差距演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缩小（1978—1986年）→扩大（1987—2003年）→缩小（2004—2013年）→扩大（2014—2016年）。（1）1978—1986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呈现逐年缩小态势，工业过于集中在个别省（市、区）的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发展状况有所改观；（2）1987—2003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在轻微的波动中表现为扩大态势，与此同时，省际工业发展的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形成了典型的“东快西慢”工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3）2004—2013年，省际工业发展差距再一次呈现缩小态势，工业经济过于集聚东部沿海地区的态势有所缓解，“西快东慢”工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逐步形成；（4）2014—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

第三，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地理版图变迁过程中，区域性塌陷与地区崛起并存，可概括为四种典型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衰退型塌陷，以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吉林）和甘肃为典型代表，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未能随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工业经济发展陷入低水平增长的窘境；第二种类型为发展型塌陷，以上海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为代表，这些地区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较好地实现了转型发展；第三种类型为开放型崛起，以广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江苏、浙江和山东，这些地区积极追逐改革开放浪潮，实现了工业经济较快较好的发展；第四种类型为承接型崛起，以中部地区为代表，尤其是河南，这类地区工业积极对接东部沿海各省（市、区），在新一轮国内产业转移进程中积极发挥优势，使得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