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人口多仍是中国主要矛盾。他认为：“中国人口是多了，并不是少了。重点是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反对人口控制的声音呈一面倒之势。在这种气氛下，李铁主任表达不同立场的精神难能可贵。如果当年中国社会也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极端化的一胎化政策也许不会出现，其灾难性的后果也许可以避免。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相信，那些与我们的立场相左，但却能看到我们论述缺陷的人恰恰是对我们修正观点帮助最大的人。对于李铁主任的观点，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逐一分析，以期争鸣：

　　李铁说：“人口多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口数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但人口密度排在世界第80位以外。即便去掉西部的三分之一土地，中国人口密度依然低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更不用说日本、韩国了。况且，这些国家也有很大比例的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多看成是问题？

　　将人口多当成我国主要矛盾的观点也有悖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口理念。习近平在近年来发表的涉及人口问题的公开讲话，都是把人口多看作优势。例如，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在这段讲话中，“16亿人口”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被视为足以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显示出习近平对于人口规模优势的认同和看重。

　　最近，习近平在解释全面两孩政策时提到：“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所说“人口安全”的挑战，指的是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不是指人口众多。

　　李铁说：“很多人在谈及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总是把人均排名位次低说成是发展劣势，我国GDP总量10.4万亿美元，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人均GDP达7589美元，排名在世界第80位。”

　　中国的人均GDP之所以排在世界第80位，并不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缘故。可以设想，假如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人均GDP基本上仍然是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而综合国力则大大降低。更符合经济规律的说法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GDP总量才能排在世界第二位。”

　　李铁说：“人口受教育水平不高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短板。2012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较日本低了4年，较美国、德国低了5.4年。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太大的差距，所以人口质量才是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的大问题。”

　　确实，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数量与质量并不对立；人口数量减少不意味着人口质量会上升，实际情形甚至可能相反。而且，数量是质量的基础；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

　　人口质量的提高体现在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的提升。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人口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2012年12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准，在人口密度越大的省区，当地出生的院士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也越高。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来提升人口质量是适得其反。

　　李铁说：“我国人均占有资源、能源的水平也是我们发展的制约因素。”

　　确实，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但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呢? 其实，由于世界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使用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资源多寡的标准存在极大的误导性。以森林资源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就有158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9.43%。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人均。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人均为标准来判定中国资源太少、人口太多极具误导性。如下表所示，在国土、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都像中国这样居于中间靠前的位置。靠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在削己足适他履。

　　况且，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从1980至2010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400%多，而如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所言，这期间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力度和代价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何止15%？

　　而且，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很低，且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不论是手机、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花费中自然资源所占的比例都非常低。况且，当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这甚至对后发国家的机遇。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其影响由全球共同承担。如果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它自然会被排挤出经济体，而不再成为资源。再说，资源本身并不存在物理极限。比如，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只是传统能源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这么做。

　　未来人口老化和锐减，将降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政治经济影响力，弱化中国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人口控制是以消减自己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处于未来资源市场的不利地位。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人口萎缩的后果适得其反。在生产方面，中国很多人均硬指标，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比如人均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8倍。目前的差距主要是在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支撑这些实力的关键是人而不是自然资源。

　　李铁说：“粮食资源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每年进口8000万吨粮食，进口量还在增加，相当于占用了国外8亿-10亿亩的耕地......未来农村农业的发展能不能支撑人口的过快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按照《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2年5.9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9%，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即使在2016年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中国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的人口峰值与现在相比增加也不到4%，之后则是持续性的萎缩。

　　中国未来确实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但不是耕地不够，更不是人口太多，而是社会富裕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即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攀升，推升农产品价格。若因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解决办法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补贴农业。

　　李铁说：“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是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发生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量传统工厂在关闭，而大量工厂开始使用机器人替代工人，还有很多重化工工业都在用资本替代劳动，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并不占主导优势了。”

　　其实，对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忧早已存在，但从未构成现实的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自动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在不断提升，但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不仅人口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自动化并未造成持续性的就业困难，更没有造成人口过剩。

　　李铁说：“从中国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维持劳动力就业将是困扰我们的长期因素。2014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7.64亿，是美国总人口的2倍，日本总人口的5.9倍，2014年我们的就业总数是7.73亿，低水平重复就业，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怎么还能回到依靠低水平就业的历史中去，走世界工厂发展的路径呢？”

　　事实上，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就业率的高低并没有必然关系。这是因为，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人总是要消费，消费就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经济，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发达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澳大利亚，但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基本相当。俄罗斯和阿根廷均地广人稀，但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于地狭人稠的日本。

　　图1是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左边为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其余无数据）；右边为中国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中国的数据是城镇失业率，未必真实反映整体失业状况。该图显示，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失业率倾向更低，但关系不是很显著。该图表明人口对就业的影响基本是中性，略偏正面。过去30年，中国人口不断从人少向人多的地方迁徙，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业，那么人口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迁徙。

　　为什么人口对就业的影响略偏正面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减少人口反而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许多这样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缩减，规模优势下降。而且，低生育率会减少年轻人的比例，恶化人口结构。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还有多少行业不是夕阳行业？

　　也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和城市目前有数亿人因为技能不足而不能充分就业，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但限制生育减少的是未来的孩子，并不是选择性减少技能不足的人。教育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城市家庭在生育上受到的限制更厉害，最终结果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现代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恶化就业形势。

　　李铁说：“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在平均预期寿命约73-75岁的发展阶段，经济处于较高速的增长过程中。因此，当前老龄化问题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何况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还能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可事实上，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不管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还是投资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如果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缴纳养老金的工作年龄人口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保障体系再完善也难以支撑养老金体系。

　　李铁说：“试问，我们是不是还要赶上印度的人口水平，这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李铁认为印度人口众多是印度的劣势。

　　但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是印度相对于中国最大的基础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的先天条件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5年有望达到7.5%而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

　　李铁说：“人口的第一大国不是发展优势。”我们认为，人口的第一大国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里，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将增加至少一倍。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像华为、联想、腾讯等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总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在2007年逆转。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坚实基础。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尽管解读不一，但意义深远。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美国在1965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中国航天事业循序渐进，而美国虽在冷战时期因关乎存亡曾竭尽全力，但现在却有些难以为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长期低生育率不仅严重恶化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更将导致中国未来人口持续性的急剧萎缩。我们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本来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但却被当成最大的劣势在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这种悲哀的背后正是似是而非的负面看待人口规模的观点。

　　我们注意到，李铁主任的观点在国家发改委里并不是例外。比如，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曾表示，“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也来得及”。我们在《中国人口在10亿以下是否更合理》一文针对北京大学曹和平表达的类似观点有详尽分析。而由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主导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则强调，“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我们的《建言十三五规划》一文对这篇报告有严厉批评。

　　2013年3月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后，制定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的职责被划归发改委，具体负责的部门是社会发展司。但从上述言论来看，视人口为负担的人口控制观点在发国家改委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准确认识和充分把握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制定部门的观念如果严重滞后，那前景依然令人担忧。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曾是计划经济的中枢机构，也许比较容易受到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但我们相信，在计划经济早已淡出中国的时代，远比计划经济更为荒谬的计划生育迟早会从国家发改委的思维中消失。就此，我们也希望李铁主任和他的同事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不同的人口观点和相关论述，为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献策献力。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黄文政为“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