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十年内地位无忧

谢国忠

形势比人强

　　“刘易斯拐点”来临

　　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那么，它就毫无经济价值。供给的价格即生产成本。当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时，劳动力就成了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前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整个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也就是说，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导致劳动力要求更高的工资。工人成为产业劳动力所增加的生活成本，加上放弃农村安逸生活的价值，就是工资水平的均衡值。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劳动力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个行业希望雇佣更多的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的工作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出现短缺，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泾渭分明。大学毕业生就业仍然艰难，而且起薪很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不了多少，无从反映大学教育的成本。如果用经济学术语，中国的大学教育可谓“附加值为负”。这似乎暗示着这部分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

　　蓝领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参差不齐。中年劳动力就业机会渺茫。的确，相当多中年劳动力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待业状态。如果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将极大地改变供求平衡。

　　“刘易斯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青年蓝领工人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其资源已经枯竭。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目前劳动力极度缺乏。这些工厂的经营模式就是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的基础之上。青年工人生活成本较低，劳动力更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出口产业通过雇佣青年劳动力大大节省了成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将呈指数增长。

　　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中一直抱怨“劳动力短缺”，这一说法暗含玄机。任何紧缺的产品都意味着定价有误。产品的价格应当上涨，从而遏制需求、增加供给，直至达到新的供求平衡。因此，短缺实际上等于价格过低。

　　对短缺的物品重新定价，意味着整体供给的价格上升，而不仅仅是边际供给。这种特性导致产业拒绝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劳动力，因为他们必须支付给现有的工人更多的工资。他们更愿意降低产能，闲置部分产能也许更合算。

　　转移与转嫁

　　遭遇“劳动力短缺”，或者经历罢工的企业也无需对目前的形势过度担忧。薪酬的要求并非是个无底洞。笔者相信，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长，劳动力关系就可以重新达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调，劳动力需求就将增加，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劳动生产力也将随之增加，可以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

　　中国的出口商惧怕来自西方的买家。因为中国的工厂众多，但是，西方的买家却寥寥无几。要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貌似非常荒谬，因为西方的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合作。但是，如果中国的生产成本上涨，理论上的这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工厂都必须支付同样的薪酬。因此，西方的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单家中国工厂并不拥有定价权，但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定价权。

　　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生产基地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没错，有些产业的确会、也应当转移到别的国家。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如果某国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生产基地就将转移至其他低工资国家。经济繁荣因此遍地开花。如果中国制定政策，希望阻止这一趋势，就大错特错了。

　　另一方面，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余地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成本和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上超越中国。如果中国生产基地的一小部分转移至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或者越南，会导致这些国家产生高通胀，并将逐渐消磨掉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这些国家可以选择诸如兴建基础设施的方式克服瓶颈阻力，重振竞争力。但是，这一过程极其漫长。另外，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转移至另一国家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动整个供应链是极其困难的。

　　除此之外，西方的买家应当能够将成本的上涨再转嫁给零售消费者。虽然每家工厂的成本中只有10%为劳动力成本，但是，中国价值链中的整个劳动力成本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三分之一。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4倍。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约8％-9%。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番，西方的最终零售成本只需提高8个到9个百分点即可。如果这种增长是在三年内逐步实现，就意味着将产生3个百分点的通胀增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笔者相信，在某一幅度之内，中国可以提高劳动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大量失去其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代价。这一机会窗口可能是十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出口额增加，主要依赖价格的上涨，以及部分出口量的增加。中国的出口额每年将增加7％-10%，出口额将在十年后翻1倍，达到3万亿美元。

　　中国将转型为消费经济，而从出口量的增加转为出口价格的增长至关重要。更多的劳动力将转向服务业。因此，出口量可能不会像从前一样增长强劲。进口额也将增加，而出口价格的增长将产生足够的收益弥补这一支出。

　　除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也需实施实质性变革，达到新的供求平衡。上世纪90年代，由于信贷飞速扩张，而产能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中国经历了高通胀。通胀支持了产能的扩张。投资快速发展数年后，产能不再是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过剩，又出现通缩压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通缩压力吸引跨国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落户中国。中国同时经历了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增长和低通胀的发展历程。

　　加息抑通胀

　　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定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十年中，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大幅缩水，目前可能不足40%。今后十年，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的比例将大幅增加，可能达到55％-60%。美中不足的是，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的正常化将导致每年产生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目前的利率结构符合通缩的环境，而完全不符合通胀的环境。正确的利率可能应该比现状高出5个百分点。调高利率有利于防范危机。如果保持现状，由于实际利率为负，通胀将进一步恶化。而且情况将恶性循环，从而引发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加息，越快越好。

　　政府不愿意加息，转型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在低息环境下，货币供应增长迅速，抬高房产价格。如果利率正常化，房地产市场将缩水50%。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市场创收。如果房地产市场缩水过多，地方政府可能会面临融资难题。低息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可能在100%左右。如果利率提升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额外的成本负担将接近他们目前的盈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二者反对提高利息可能延缓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的升息将是极不情愿的、缓慢的，因此，经济发展将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现在很难预测通胀率最终将被推向什么水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油价。指导油价的变数太多。公平地说，考虑到英国石油公司（BP）目前的处境，石油价格未来数年只会升，不会降。因此，中国的通胀率很有可能将突破两位数大关。

　　中国的货币不大可能像许多人期望得那样大幅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正在驱动中国的货币供给和房地产市场。现实将使投机者大失所望。今后十年大幅上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将上涨至足以对汇率产生贬值压力的水平。中国的货币有可能在2010年末小幅升值，2011年初再次升值。但是，2012年，中国的房产市场将走向下坡路。届时，全世界都将谈论人民币贬值。对人民币币值的态度转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

　　像中国这样经济转型面很难不伴生危机。转型时遇到阻力，则更加速危机的产生。但是，危机不是注定的。中国应当尽快以合适的速度开始加息。如果今年加息1.5个百分点，明年再加息2个百分点，2012年再次加息，中国即可实现经济软着陆，尽管房地产市场可能将硬着陆。

　　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通货膨胀。宏观层面，中国必须提高利率，避免过度通胀。微观层面，政府应当容忍通过罢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

文章来源：《新世纪》-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