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向、区域增长拐点与中部发展新机遇

熊艳喜　杨云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

摘要:劳动力流动状况反映经济发展的活力、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状况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缩影。通过具体解析劳动力流动现状的成因和经济学决定因素,本文阐释了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消费逐渐替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驱力的过程中,地区增长模式的拐点正在出现,内需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给中部地区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区域增长拐点

劳动力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探讨的重点。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如姚枝仲和周素芳通过两地区要素分配比例的比较,认为中国国内劳动力的流动消除了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1]。贺秋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而敖荣军等的研究认为,中国省际间劳动力流动非但没有起到加快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作用,反而推动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3](P241 )。另外还有些学者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关系的转变是以劳动力的转移为先导的,并论证劳动力的聚集扩大了这些地区的市场规模,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引导着区域间经济关系和地区发展的转变[4]。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呈现倒U形走势,是一个由分异到趋同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倒U形曲线中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到开始放缓这一点称为区域增长拐点,这个拐点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5](P13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增长拐点正在形成。2010年以来,国内再次出现“民工荒”现象。透过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层层迷雾,审视我国当前劳动力流动的现实状况,不难管窥到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的新变化和产业区域调整的新格局,我国中部地区作为内需市场的中心地带,其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已初见端倪。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分析

劳动力流动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缩小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完全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缩影。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劳动力流动按流动规模和流向差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0~1989年):流动的恢复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就业不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自发地小规模向外流动。但在这一阶段城市就业压力使政府加大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管控,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进城,采取了较为严格限制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功,城市就业压力有所缓解,政府开始放松农民进入乡镇务工的限制,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城市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放开,特别是南方经济特区相继设立,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出口加工工业提供的众多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大批外流。尤其是1988年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治理整顿政策,抑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刺激了农民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冲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了珠三角地区。从流动规模来看,1989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为3 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人数为700万人[6]。当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民工潮”的提法也开始见诸报端。

2.第二阶段(1990~1999年):二元市场流动的高潮阶段。虽然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设立揭开了长三角地区开放开发的序幕,但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特别是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后,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等非国有部门大发展,各种开发区建设出现热潮,产生了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同时,国家也鼓励、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高潮期。据统计,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 2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达到2 200万人,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1•07倍和2•14倍。其后转入稳定增长,1994年出乡的农村劳动力达到7 0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 500万人,而同期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 500~2 800万人[6]。1997年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城市下岗和失业职工大量增加,仅1999年和2000年就有1 800万,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针对下岗职工优先就业的种种保护性政策,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这在劳动力市场上给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带来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由于受东南沿海经济热潮的吸引,在这一阶段内地省份众多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企业技术人员通过人才市场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高潮。

3.第三阶段(2000~2007年):全面流动的复杂阶段。2000年国务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坚持城乡统筹的改革方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的改革方向。各地区积极推进城乡分割就业制度的改革,取消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全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张,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现居住地与出生地不一致的人口有1•2亿,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并居住半年以上的就有6 000万。到2001年,全国外出劳动力比上一年增长27•69%,接近8 000万人[7]。截至2006年已超过总人口的10%,达到1•5亿左右。这一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环渤海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等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同时相继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劳动力流动方向也先后经历了从南往东,再往北到京津冀,再到东北,然后是西南周边,最后是中西部大中城市的过程。虽然流向较为分散,但特点明显,主要趋向于沿海周边地带,依然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1999年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截至2007年招生人数几近600万,毛入学率达23•3%,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2000年国家就已彻底取消了就业分配制

度,实行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2007年当年毕业大学生已达495万,大学生普遍遭遇就业难。2003年珠三角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2004年长三角也出现了“民工荒”,2005年以后“民工荒”现象开始在内陆一些地区出现,并蔓延至全国。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发放农业补贴,部分农民工开始回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经济也受到直接冲击,经济增速陡然下滑。外向型行业和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停产歇业、裁减员工的现象尤为普遍, 导致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2008年底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出台了4万亿内需刺激方案防止经济下滑,各地各级政府也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和努力化解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降低失业率过快上升的风险。2009年通过促进投资和扩大消费,我国经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二、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向的转变

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反映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反映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更反映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劳动力跨地域的流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给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当前我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正在积极地推进之中,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正在形成。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正发挥着愈来愈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状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表象:

1.流动的总趋势没有变。依然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从农业、农村持续转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向广大城镇和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一度滞后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份,其劳动人口或有组织或自发地大规模流向沿海地区,成为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劳务经济已构成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2.流动主体有改变。一是由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膨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作为新生劳动力大军加入市场流动,2009年610余万,2010年630余万[8],“就业难”时刻考验着政府和群众的智慧;二是广大农村地区的“80后”与“90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正逐渐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主体。

3.流动方向有变化。不再局限于以前的单向流动,而是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景象。一是地域流向上,不再是单向流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反向回流内地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甚至农村的迹象明显;二是产业流向上,不再是单向流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反向回归农业的也不鲜见。

4.“用工荒”再次席卷全国。从危机爆发前的2002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即出现了熟练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现象。2003年以后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2005年“民工荒”现象开始蔓延到内陆一些地区。2009年在我国经济企稳向好后,2010年初“用工荒”再次从东向西、从南到北席卷全国,“用工荒”问题不但更加突出,而且呈现“普工荒”与“技工荒”并存局面。2010年2月2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对全国13个省份的26个大中城市和27个省份的90个县,共涉及3 239家企业和9 081名农村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春节后企业招工数量比往年有所增加,继续外出务工的人仅占62%,与2008年同期调查相比降低6个百分点。其中,近30%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主要原因有: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没发展前途,占14%;学不到技术,占12%。务工人员中,打算去中西部的占28%,比往年增加7个百分点[9]。东部地区用工需求保持旺盛,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均呈上升趋势。多数企业预计人工成本上升,务工人员预期的平均工资涨幅高于企业预计的工资涨幅。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状况,从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以下四个新特点:(1)劳动力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内陆省份回流明显;(2)适龄劳动人口特别是青壮年,选择在当地自主创业的增多;(3)中部省份吸纳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4)外出务工就业的意愿显著下降,劳动力外流规模逐年稳步回落。

　　三、劳动力流向变化的成因

后危机时代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就其成因而言,一般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政策法律层面的因素

1.国家从战略安全的高度持续关注“三农”问题,免除农业税并实行各类涉农补贴,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各项支农惠农具体政策措施的力度不断加大,农业收益的变化,使得农业及相关涉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不断增强,吸引了大批农民工返乡务农,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

2.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沿海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因订单大量减少引发倒闭潮,导致长期向沿海惯性流动的民工大量失业回流。为应对回流潮,中部传统劳务输出大省政府部门采取鼓励、扶助、引导示范农民工在“家门口”自主创业的种种政策措施收到实效,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农民工回流农村、回归农业就近、就地转移的显著增加。

3.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实情况堪忧,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在户籍关系、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依然存在一系列的体制性障碍。

(二)经济环境层面的因素

1.近年来东南沿海省份在关注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后劲,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部分内需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地梯度转移,中部省份基于市场潜力、成本优势等因素,积极承接了沿海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中西部地区正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在当地就业,东南沿海原来层次较低的就业岗位已经很难吸引到劳动力了。

2.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因自身经济发展分流并吸附了原本流动的部分劳动人口。如作为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也成为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三)劳资主体层面的因素

1.资方长期不良用工导致的必然后果。东南沿海一些企业用工短期化、短视化严重,不注重培养员工的忠诚度,给予员工的工资低、福利待遇差,甚至拖欠工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加之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的不成正比等原因,导致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出现“远赴沿海不如留在内地打工,留在内地打工不如回家务农”的现象。

2.新生代劳动者的崛起,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较之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新生代“80后”、“90后”劳动者更有知识和文化,其对工资福利待遇有要求,对工作环境有预期;不仅追求劳动的物质回报,而且对精神满足需求强烈;既要求体面和尊严,又期待职业认同感和归宿感。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强,创业冲动、创业意识和意愿更强,更加注重自身的发展前景。一旦其维护权利的愿望和诉求遇阻,他们就会“用脚投票”。

(四)供需关系层面的因素

1.供需预期发生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2004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态势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的强烈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2.供需结构存在剪刀差,我国制造业依旧处于产业链低端,扮演着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因而一边是低技术简单劳动力稀缺的“用工荒”,一边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倒逼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亟待“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3.供需信息的交流传递存在瓶颈,由于劳动力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一边有工无人做,一边有人无工做,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不配套的结果。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以外,我们认为,在当前后危机时代,我国劳动力流动出现新变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主要是:

1.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稀缺度博弈。首先,从两种生产要素稀缺度变化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主要依靠招商引资,出口则是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极其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在资本与劳动力的前期角逐较量中,由于前者的稀缺度极高,后者则没有话语权。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和开发程度的推进,国家财富的日益积累,民间资本的逐渐壮大,外资对国内大市场的觊觎,以及劳动力资源存量日趋减少,资本和劳动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博弈结果是劳资关系中劳动力权重将会逐渐增加。其次,从两种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看,也发生了转变,从过去“劳动力流向资本并与之结合”的主流旧模式中逐渐分离出“资本流向劳动力并与之结合”的新模式。再次,从两者流动的成本—效益分析,资本逐利的特点决定其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它初始的无差异流动成本更低,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成本很高,既有经济成本,也有社会成本,更有诸多社会体制机制障碍在政治、文化、情感、心理等层面造成的个体差异成本。只不过一直以来,因为在我国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绝对充裕,以及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客观现实,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体现在劳动者个体层面而较少体现在社会层面,更不会纳入用工主体企业的成本核算等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成本长期被忽略和漠视。大量农民工用脚投票,自发有序回流的现象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可见,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部内陆省份发展的后发优势之一,充分发挥并运用好这一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将成为可能。

2.以内需市场为中心,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劳动力流动状况的变化只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由市场自发进行优化配置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我国劳动力资源在市场配置上区域异动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增长不囿于对资源的争夺,更激烈的是对市场空间的争夺。经济的增长也就是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主体围绕需求这一中心自发配置资源进行生产,保证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劳动力的流动变化正是反映市场对生产要素不断进行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指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经济增长除了依靠投资以外,主要依赖出口的拉动。出口导向型经济意味着主要是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即市场在外,那么以外需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除了资本投资于东南沿海周边地区更有效率外,作为生产要素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市场配置过程,无疑会表现为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自发向东南沿海周边流动的状况。因为这里更靠近外需市场的中心,资源在这里配置自然更具有效率。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缓,表现为“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后危机时代,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世界经济失衡和我国国内经济失衡状况的打破,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的局面再也无以为继,只能转向内需市场由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即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在国内,那么围绕内需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表现为劳动力从东南沿海以及周边地区向内陆中部地区的回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同样经济水平下,越靠近市场中心,资源的配置越具有效率。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的背后是市场自发配置资源过程中效率高低决定的结果。

四、地区增长拐点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新机遇

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新趋势、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增长拐点的到来。金融危机对地区增长态势的影响非常明显,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速急剧下降、就业不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超越沿海省份,由此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劳动力选择留在本地发展。这种格局相比前20年中部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外因,地区增长拐点的到来,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环境有较大的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我国扩大出口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和困难,出口总体竞争力不强也制约着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将越来越小,“三驾马车”之一的外需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通过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应该、也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随着国家将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点由过去过分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这将使得居于内地中心的中部地区重新获得市场优势,因为相对于国际市场中部地区是边缘区,而相对于国内市场则是中心区。这就为广大中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地刺激和拉动内需。如扩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深化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引导和释放消费能力;采取诸如减半征收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费,支持自住型住房消费,投入450亿元财政资金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旧换新和农机购置等财税措施,鼓励消费。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为我国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企稳并实现“V”型反转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后危机时代,继续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维持投资规模适度扩张和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同时,国家进一步关注民生,加大对国民福利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扩大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社保、住房、养老、教育等领域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增强提高民众幸福感的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增收与减负并举,持续扩张和繁荣国内消费市场,将逐步使消费替代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消费拉动的经济内生增长模式,无疑将是今后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内需市场的扩张和繁荣,将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大调整,将为中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大的历史新机遇。具体理由:

一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凸显。基于成本利润的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将不得不围绕“中心”重新调整它们的发展规划,进行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中部地区。人、财、物向市场中心聚集的过程,将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二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的产业发展将可能实现垂直升级。原来那种基于外向型产业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考虑的产业梯度转移思路,即所谓按照首先是成本敏感型(劳动密集型),然后是资本密集型,最后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顺序依次进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将被打破,许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将直接投资于中部地区。

三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将获得快速提升。全国的城市化在2008年已经达到45%的水平,东部省份早已超过50%,基础设施建设已近饱和,而中西部还在40%以下的水平徘徊。中部城市化的暂时洼地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和发展机会;此外,中部地区有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皖江城市带建设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持;有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资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避免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创新发展之路;加上中部地区本身固有诸多优势,譬如,便捷的交通和相对低廉的物流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突出的劳动力优势(绝对数大、素质高、成本低)和科教资源优势、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以及良好的传统工业基础等等。随着武汉—广州高铁开通,高铁时代到来,这为沿海与中部地区的进一步融合以及中部地区优势的发挥,都带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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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