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将持续20年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20年。中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将成为未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回升向好的中国经济面临诸多“两难”困扰。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这种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久？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余斌。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20年左右。

城市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上连续40年保持7%以上增长的地区只有3个，且大的经济体尚无前例，能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更是凤毛麟角。中国近30年来，经济一直保持将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您认为，这种趋势能延续多久？
　　余斌：我认为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20年左右时间。在未来20年中，中国有可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不一定是两位数，可能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会释放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
　　2009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6．6%。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来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届时城市化任务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在未来20年，中国还将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城市化推动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首先，城市化表现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加，需要盖更多的房子、修更多的马路，才能满足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即城市化带来投资需求扩张和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将会对住房等耐用消费品产生新的需求。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是租房还是买房，住房都将是一种刚性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另外，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服务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3．4%，与世界平均水平68%相比差距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过低，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对服务业的需求又很小。所以，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最后，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会带来农业规模经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
　　但是，这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南非为例，南非人均GDP大约为五千多美元，比中国高，是非洲大陆最富裕的国家。但同时，南非又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大约5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方面，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因为买不起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以及没有资金对道路、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进行投入而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南非城市中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丧失了竞争优势，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们失去了工作，拥挤在贫民窟里。
　　由此来看，要发挥好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必须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城市化，您所说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什么？
　　余斌：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个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恰恰正是这种不平衡，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种增长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广大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投资空间已经很小。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农村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还有更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其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个小国，很容易在较短的时期内，使得整个国土上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而中国是大国，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所以，全面完成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可能还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也还很大。
　　其二，就是消费潜力的挖掘。中国居民的消费目前正处于向住房、汽车升级的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前，只有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的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买房、买车。而现在，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了买房、买车的实力。放眼未来，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也将会逐步进入买房、买车的消费升级阶段。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单一内部市场。也就是说，发展不平衡决定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渐进性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长期持续释放的过程。

金融危机或将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面临“内忧外患”。从现阶段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种影响未来还将经历哪些阶段，具体将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和我国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乎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以及国内土地、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导致中国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削弱，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一定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完全不能消化。因为，尽管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弱，但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等方式来加大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且，目前国际上短期内尚很难找到能够替代中国出口市场地位以及竞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
　　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需求也在萎缩。目前来看，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主要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危机前，而且恢复速度缓慢。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危机过后其市场需求一直低迷，这对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出现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为私人银行的危机，表现为大量私人银行破产倒闭，债务缠身，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出台措施，救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
　　第二个阶段是主权国家的危险，表现为私人银行危机开始化解，但却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目前，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的真实写照。
　　国际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向第三个阶段演变，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受到冲击。要拯救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只有大量印制钞票，其结果将导致全球的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是流动性大量增加，使得全球整个货币体系受到冲击和影响。
　　具体到国内市场来看，金融危机及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埋下隐患。
　　第一是资产泡沫问题。2009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产泡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调控房地产市场。而调控房地产市场，又必然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通胀压力问题。2009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通胀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控制通胀预期，在货币政策上采取了相应的紧缩措施，这同时也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第三个问题就是财政金融风险。在2009年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设立了大量的投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给予相应的关注和管理，就会累积出现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可以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外因，通胀、资产泡沫及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是内因，内、外因交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滑。但这并不足以形成太大的风险，中国经济扩张的空间仍然很大，市场潜力巨大，经过短期的调整，完全可以步入新的高速增长时期。据此判断，今年经济增长仍将达到9．5%左右的较高水平。

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时报：有研究显示，当年有些拉美国家曾在较长时间段内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后来出现了快速回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您认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如何才能避免出现高增长之后的长期低迷？
　　余斌：避免经济增长陷入持续低迷的关键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举个例子来解释，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一直都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因此劳动力价格涨幅很小，而我们也一直可以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今天，当“民工荒”、“招工难”问题出现后，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生了基本面上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未来将逐步告别劳动力过剩时期，进入劳动力相对短缺阶段，这也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将会大幅度上涨。也就是说，中国继续依赖过去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能力、空间都将受到制约。由此来看，中国必须成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
　　目前要转变发展方式面临三个基本问题：首先，为什么要转？传统的发展方式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其次，“往哪儿转，转到哪去”？能够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新发展方式是什么？最后，就是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走到“新路”上去？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主要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需求角度看，要从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消费扩张。过去三十年，国内消费的扩张步伐非常缓慢，表现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更注重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只有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才会有城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有13亿人口，届时，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即使国际环境再发生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会相对较轻。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要从过去过于依赖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
　　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这说明过去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时期。未来，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尚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
　　服务业的领域很广，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交通、通信、文化、旅游、医疗、教育，等等。这些领域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有的处于国有企业垄断，有的处于政府高度管制之下。未来，应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放松政府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要从过去依靠资源的高消耗、高投入，环境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是依赖于资源的充分供给和价格低廉，但现在资源越来越短缺，价格越来越高，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显然难以为继。
　　况且，从环保的角度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全球已经逐步形成共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为环保、低碳做出努力或调整。
　　第四，从产业层次角度来看，要从过去主要在产业链中低端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在产业链高端层次提高竞争能力，并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目前，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在制造业环节，具有明显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制造业又是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环。未来，中国必须加大研发设计投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在营销领域需要建立品牌、渠道、服务优势，通过向研发、营销方面延伸，来打造在产业链中高端以及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如果完成这些转变，在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迎来新的竞争优势。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