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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要警惕通胀带来的社会风险
何冬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所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部分抵消了通胀带来的消极情绪，但通胀带来的新的贫困、新的社会不公以及抵消收入增长效应等风险正在累积，可能比经济下行的代价更大。
从发展趋势看，全球货币宽松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金砖国家进入抗通胀的关键期。抗通胀的目标不仅仅是防止资产泡沫迅速扩大并破灭而引起的短期经济下滑或经济危机，还必须有反贫困、促进社会公平和壮大中产阶层的考虑。
受大宗商品价格全球性上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内部需求复苏、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金砖五国都面临程度不等的通胀压力。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部分抵消了通胀带来的消极情绪，大多数国际机构仍然看好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认为通胀只是短期风险，但通胀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累积，并且可能比经济下行的代价更大。
食品价格领跑通胀，造就新的贫困
从现实看，金砖国家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上涨幅度、速度快于非食品类消费品。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去年食品在通胀结构中占比高达53%，合计拉动通胀4个百分点；印度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18%，居民普遍感觉实际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巴西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通胀率上涨幅度近一倍；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CPI上涨5.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7%。南非的食品价格领涨消费品价格。
食品价格上升直接影响低收入群体。研究表明，食品价格每上涨1%，全球饥饿人口将增长1600万。世行测算，2008年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粮价、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1.3亿—1.5亿。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尚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或向中等收入迈进的阶段，食品类消费开支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者的主要支出，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很容易发生“通胀返贫”的现象。以俄罗斯为例，根据俄罗斯民调中心2007年的数据，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下的人口不到35%，超过65%的人口过半开支仍在食品上，其中还有16%以上的人口2/3的开支都在食品上。在收入增长速度不变的条件下，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会导致恩格尔系数上升，造就新的贫困。
虽然各个国家划分贫困人口的标准不同，目前印度、南非贫困人口比重都超过40%，减贫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巴西这些年虽然减贫成效显著，但目前贫困人口仍在2000万—3000万，在中国还有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口是最接近“通胀致贫”的群体，在经济增长造就大批富人的时期，贫困成为引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源之一。据专家观察，冷战时期，近80%的全球局部战争发生在贫困集中的非洲和亚洲地区。
通胀扩大收入不平等，引起新的社会不公
伴随着经济增长，金砖国家普遍面临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扩大的挑战。
巴西的基尼系数曾一度超过0.65，近十年来有所回落，2001年，巴西20%的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收入是20%收入最低家庭平均收入的24.3倍，2009年，该数字降至17.8。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巴西城市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村。
俄罗斯近年来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05年俄罗斯10%的收入最高家庭平均收入是10%的收入最低的家庭收入的14.5倍，2006年是14.9倍，2007年是15.45倍，2009年上半年达到15.8倍。
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金砖国家中印度农业人口比重最大，农村人口占2/3，经济改革以来公营部门、服务业工资年均增长快于农业部门工资增长。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仍然显著，当前城乡名义收入差距为3.3倍，加上公共服务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为6倍以上。行政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超过20倍。
南非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社会阶层分化明显。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南非的基尼系数为0.578，巴西为0.55，中国为0.415，印度为0.368，俄罗斯为0.375，南非贫富差距指标为金砖国家中最高。
通胀直接影响到实际的收入差距。由于消费结构不同，通胀对不同群体的实际影响不同。以中国城乡差距为例，据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 2011年报告显示，如果中国的CPI涨幅达到4.5%，城镇最高收入群体实际面临的CPI为4%，农村低收入户实际面临的CPI为6.3%，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的痛苦指数更高；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实际纯收入将下降5.32%，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1.52%，通胀扩大了实际收入差距。农村低收入户的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将下降7.27%，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不过下降1.06%，通胀扩大了实际消费差距。
通胀推动财富再分配，其结果往往不利于穷人。最常见的是通胀推动储蓄者和贷款者之间的财富分配，通胀有利于贷款者，不利于储蓄者。金砖国家中居民储蓄是构成银行存款的主要力量，像中国2009年居民存款储蓄总额已经超过26万亿元，占全部存款近60%，但是大多数居民的储蓄人均低于5000元，通胀一来，这部分资产就贬值；贷款者主要是企业和机构，在反危机中，银行贷款大多数流向了国有部门、基础行业和大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胀无疑不利于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格局。
在收入差距已经较大的背景下，通胀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不利于穷人，容易导致社会风险和社会失序。
通胀抵消收入增长效应，阻碍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发达国家以庞大的中产阶层为中坚形成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为促进消费、促进社会平等、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基础。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处于快速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关键时期。
但是，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乃至俄罗斯，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问题，即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形成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不相适应。从国际看，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占到45%左右，但按照各自的标准，俄罗斯、印度的中产阶层目前不超过30%，巴西为35%，南非在30%以上，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为23%。金砖国家中产阶层及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现状与其提高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目标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通胀给中产阶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工资上涨不足以抵消通胀压力，名义收入增长但实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到不了中产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工资上涨过度会产生“物价上涨—工资上涨—物价上涨”的通胀螺旋，不利于穷人进入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从工资和收入数据看，金砖四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俄罗斯从2000年起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006年的四倍，今年6月起最低工资标准将继续调高6.5%，但低于9%的通胀预期水平。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
2003年到2010年间，巴西最低工资上涨112%，约为同期通货膨胀率涨幅的3倍。2011年，巴西政府将最低工资提升7%，高出2010年5.9%的通胀率，也高于今年的预期通胀率。
印度2007年工资涨幅达到顶峰，位列全球第一，近几年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为6.6%和11.7%，预计今年上涨幅度达12.9%。但由于最低工资的主导权在联邦政府，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发展一样显示出很大的差别，富裕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在2倍以上。
从总体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51.4%，2007年为39.74%，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中国1993年公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又出台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去年以来中国多个地区开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如上海调整到月1120元，广东调整到月1030元，但各地的调整幅度差异也很大。
从上面的情况看，金砖四国劳动者的工资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但一些国家工资上涨幅度过低，不足以抵消通胀带来的缩水效应，而上涨过度的国家则容易形成通胀螺旋压力，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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