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 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从20%到40%的城市化水平，英国花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日本30多年，中国22年。尤其是自1995年确立城镇化的国策以来，我国各地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1996年到2009年，城镇化从30.5%到46．6%，年递增率大约是1.3%.2 2年与1.3%。
　　值得玩味的是，我们还在继续创造纪录，据“中国城市空间发展论坛”透露，全国666个城市中，已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放眼今日中国，不论是一线大城市，还是小小的集镇，都在“扩张”、“膨胀”，大规模整治、大规模拆迁的现象在全国大小城市随处可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的确，我国城市的面貌是“日新月异”，然而一个不可不警惕的事实是，不少城市搞大拆大建，一味地贪快求新，搞“运动式”、“蔓延式”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城市发展的质量，产生了诸多城市化的次生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开始吞噬城市化的积极成果。
　　就城市化的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就是消灭城乡差别。城市化不是简单的行政面积扩大，也不是“农转非”、“农民上楼”等等；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城乡空间的优化配置、产业互补、就业普及、卫生保障的均等化等物质硬件的提升，也包括心理健康、家庭和谐、企业文化、社会公益、政治氛围等人文软件的到位。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城市化要求社会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有序建设与总体发展，要求硬件与软件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互滋养，共同融合，创造一个现代都市，实现“城乡互补的一体化”。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当前所谓的城市化政绩，着实要大打折扣。反观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特点：
　　1.“大规划”：制造世界一流的宏伟远景。现在的城市规划各地都亮出“大手笔”，规划越做越大，几十、几百公里盲目扩张城市面积的现象在全国很普遍，全国都在重复制造“北京”与“上海”。甚至有报道，某省会城市比照大伦敦和大巴黎的规划，设计了一个相当于大巴黎6倍、大伦敦10倍的超大城市，规划范围涉及7万平方公里。
　　2．“大扩张”：膨胀旧城造新城。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不少地方不切合本地区实际，盲目求大求新求快，大量占地扩张规模，一环、二环、三环……摊大饼式地铺摊子，仅三五年时间，城市规模就比过去扩大了一倍。有些地方政府，不惜劳民伤财，通过搬迁来转移城市经济的重心，带动新区发展，这在当前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大家纷纷效仿。
　　3．“大景观”：城市面貌尽显豪华。各地政府以土地作为融资平台，大搞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地标建筑越建越大，劳民伤财且没有多大的公共效益。
　　对这种城市化建设急功近利的现象，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若干年前就已经大声疾呼：“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陆大道院士掷地有声的呼吁意在给城市化“大跃进”泼一盆冷水。
　　更为重要的是，在高速城市化的这三大特点之后，埋藏着相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环顾各大城市，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上楼”、“以土地换户口”等标语，但我们很少发现全局的、长远的统筹安排；，甚至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我们都很难找寻到一个成熟的农村城市化建设方略。所以，在热火朝天的拆迁、农转非、农民上楼之后，城市化就似乎迷失方向了。在城市盲目扩张的过程当中，各地围绕着土地资源、城市生态、城市管理服务、老城居民与新增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政府只好不断“维稳”，到处救火。
　　最后，我们还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城市化“大跃进”的病源在哪里？毫无疑问，有很多因素在推动这场造城运动，但这里只想讨论其中一点，即，这场运动背后深度折射出我们“与国际接轨”的扭曲心态。
　　若是反观这三十年的建设，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国家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大多是在“复制国际先进经验”，又好又快地在各项指标上达到“世界强国”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西方国家的“高度城市化”自然就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异常重要的标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 0世纪9 0年代中期确立大城市战略之后尤为明显，从中央到地方，能反映城市化程度的各项指标都变成了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一句话，中国进入城市化“大跃进”时代的源动力，是因为决策者治国理念的偏颇与中央集权式的政绩考核标准的失当。
　　今日之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拐点，它不仅仅亟须对当前的高速城市化做全局的反思与修正，更需要摆脱一种心态，即，只有在“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或者“达到国际先进平”的赞许或自我吹嘘之中，才能得到自信与、安慰的心态。不如此，我们不可能找到立足于本身的国家建设理念，不可能明白国家建设的本与末、体与用。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