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欧洲还欧洲,比非洲更非洲。”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如此形容当前我国的城乡区域差距,前者指的是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后者是说中国广袤的中西部农村尤其是贫闲地区的农村……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全局的战略性任务,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建设”
增加“三农”投入,取消农业“四税”,实行农业“四补贴”,建立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牛活保障制度,肩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开展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近年来,中央努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建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措施,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支持力度前所未有,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消除,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与农村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悬殊,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建藏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城乡Ⅸ域统筹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顺应了我国城镇化、行业化深入发展的趋势。”全国政协委员孙忠焕说。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行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到47.5%,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到6.7亿,占总人口的49.68;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城镇县城区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63万平方公里,8年的时问里增加了62%。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已基本消失,耕地变成了楼房、厂房、高速道路,甚至是高尔夫球场,”全国政协委员李家杰说起自己乘坐直通车从香港到广州,途经深圳、东莞时的情景,“映人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水泥建筑,基本上已见不到一块农田,城市与城市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城镇化与城市建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蔡继明委员认为,30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城镇化进程并不快,水平也不高,许多城镇人口是“被城镇化”的,“由于地方政府过多地重视城市建设,在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城郊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于是被迫变为城市居民。”另外,在6.7亿的常住城镇人口中,约有1.7亿农民工,他们只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却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大量的失地农民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其实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仍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蔡继明委员的观点得到政协委员们的认同,大家认为,必须正视长期以来依赖大中城市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完善从顶层到基层的一整套政策体系,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让广大农民真正从城乡统筹发展中享受到实惠。
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摩天大楼,不能算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不是空间的城镇化,而是居民的城镇化。“十二五”规划纲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在全国政协常委吴嘉甫眼里,这只是解决了一个进城(镇)的门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户籍关系转移,城镇化的本质是化人,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通过发展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
“统筹协调城乡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上去看待,而应该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去认识,”全国政协常委蒋明麟大声呼吁,“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认识统筹城乡发展的政治意义,切实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部署和要求,那种重城市、轻农村的思路再也要不得了!”
“区域协调,下好全国一盘棋” 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力度加大、区域合作深入推进、老少边穷地区显著改善……“十一五”以来,我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地区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地区问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趋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2008-2010年,我国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2.6%、12.5%、14.1%,均超过东部地区年均11.5%的增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委员们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由于然、历史等各种因素导致的长期非均衡发展,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西部大开发尽管成就很大,但西部与沿海城市比还有很大差距。广西、贵州都不缺电,但是缺少好产业。”全国政协常委陈章良忧心忡忡地说。我国的区域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不仅在绝对差距上呈扩大之势,而且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也在拉大。国家财政虽然每年都划拨巨额扶贫款和专项建设资金,但这些钱具体下到哪个地区,则兀异于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根本没有配套资金。陈章良建议,加大扶贫开发和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减免地方配套,以优惠的土地、财税政策吸引高科技产业向西部转移,以减少当地农民工的异地流动,“靠近边境的地区,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没有好产业,青壮年都进城打了,村罩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谁来保护边疆的安全?”
全国政协常委孙淦对此深表认同,“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扶贫,尤其要坚持开发式扶贫而不是救助性扶贫。”孙淦建议,要把中央关于支持西部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并形成长效机制;要注重沿边开发,培育壮大西部若干城市群,发展特色产业、旅游业等,承接产业转移,加强边界口岸建设。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我国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大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主要位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不仅承担着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而且存在区位和开放条件不利、资金和人才短缺、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等突出问题。
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欠账多,贫困程度深……处于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保护区域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和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未能实现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与地方增收、群众受益同步。“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有其特殊性,需要国家加大投入;涉及上下游不同省区的治污和补偿问题,需要国家面统筹解决。”全国政协常委冯炯华说。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刻不容缓。对保护生态作贡献的地区应给予补偿?”全国政协常委杨建强认为,除了加强规划、政策扶持外,更要加大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税收和信贷优惠、对口支援等各领域的扶持和倾斜力度,妥善解决限制和禁止开发区面临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应该鼓励并引导部分生态资源保护区到沿海异地开发办厂经营。”
全国“一盘棋”,不分南北东西。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既要城市发展,也要农村发展,更要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时间不等人,从现在起到2020年已不到10年,只有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气,以更新的理念、更深的变革,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力度,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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