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新的增长模式过渡

经济改革期间，我国增长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增长、高失衡”。过去十年来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与此同时，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比如投资率从改革初期的约25%上升到目前的近50%，难以持续。而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在成功保住了GDP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不过，最新的一些数据表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开始。一方面，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以下，政府并没有断然出手，就业也没有出问题。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GDP的增长潜力已经降到6%-8%，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十五年前政府提出“保八”时，我国的劳动人口总数还年增800万，去年却已经下降350万。当前经济增速低于8%，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失业问题，说明这个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增长潜力。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再平衡也已经开始。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从2007年的10.8%持续回落，过去两年一直保持在3%以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从2008年的峰值0.491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开始改善。另外，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数据可能明显低估服务消费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他们通过重新估计也发现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之比从2007年或2008年起也已经逐步回升。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的增长模式确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

刘易斯转折点与容忍低增长

过去十年，政府一直试图扭转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成效并不显著。现在却为什么忽然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原因有两条，政府开始适度容忍低增长，同时随着劳动力短缺，工资大幅度上升。

过去经济模式转型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重视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宏观经济三元悖论：在“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之间，如果只能保两个，调结构很容易被牺牲掉。比如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政府要全力保增长，而保增长的唯一手段就是靠政府主导的投资。这样一年下来，增长保住了，投资率却更高了。

另一个造成过去“高增长、高失衡”模式的因素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几乎完全放开来了，但要素市场扭曲依然普遍而严重。这些扭曲严重地压低了资本、劳动、土地、能源和水等投入品的价格，相当于变相地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但却向消费者征税。这个把收入从居民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是过去的增长模式的重要根源。

而过去一段时间的最大变化，就是政府开始容忍GDP增长适度减速，这就避免了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随着劳动力普遍短缺，工资迅速上升。这既增加了生产成本，挤压企业利润，令生产、投资和出口等活动放缓，同时还增加了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而且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加快，改善了收入分配。

“李克强经济框架”是推动转型的良药

当然增长模式转型才刚刚开始，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道路，取决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学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框架”（Likonomics）准确与否尚待观察，但其三大政策支柱，即不大规模刺激、适度去杠杆和全面结构改革确实都是李克强总理一再重申的政策意向，也深得国内外各界的赞成，是帮助我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对症药方。

不再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当然并不是说不要宏观经济稳定，任何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稳增长”，但“稳增长”的手段是狭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目的是放慢增长减速的步伐，缓解冲击，让增长速度逐步稳定在增长潜力附近。这一点显然不同于过去的“保增长”的做法，即以举国体制全力保过高的增长速度。

适度去杠杆以控制金融风险。自全球危机以来，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75%快速上升到200%，过去几个月社会融资与名义GDP增速明显偏离。这些都意味着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支持力度显著减弱，而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却日益活跃。因此，控制杠杆率，并非真的不让负债，而是减少投机，降低风险，让金融活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以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目前政府各部门都在谋划未来几年的改革步骤，其中包括金融体系、财政政策、土地使用、要素价格、收入分配、行政审批和户口制度等等领域。不过我们认为对经济模式转型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下三个方面：金融体系市场化、地方政府去企业化和国有企业平等化。

改善效率提高长期增长潜力

目前经济形势动荡，政策意向也出现了一些波动，造成各界对政府新政策意向的猜测。许多投资者与学者尤其担心政府最终重回靠投资保增长的老路。这个时候，宏观稳定当然很重要，但是政府应该更加明确地宣示政策方向，稳定军心。我们具体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适度容忍低增长。增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到改善效率来提高长期增长潜力，而不是过度地保每个季度的增长率。如果年均增长下限是7%，并不意味着每个季度都要7%。实际上，如果单纯从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这一增长下限还有逐步下移的空间。虽然只有稳增长才能推改革。但也只有容忍低增长，调结构才有可能。

金融体系市场化。迄今为止成本扭曲的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但其实资本成本扭曲却更为严重。金融改革设计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等。这些改革可以协调推进，但应该把利率、和金融机构改革放在前面，资本项目放开则宜相对谨慎。

地方政府去企业化。过去改革放权造成的地方竞争曾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各地方党政长官热心于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但这也是结构失衡、资源效率低下甚至规则不公的重要根源。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让地方政府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淡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包括直接改变地方官员产生的办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

国有企业平等化。虽然目前有不少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绝大部分并非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一是通过政府获得大量廉价的投入品，相当于接受变相补贴；二是通过行政垄断、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获得垄断利润。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同时影响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要发展，必须和民营、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否则可持续增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