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国平，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规划和如何实现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之年。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以为傲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在经济领域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在社会领域中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2019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中国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支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动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客观把握与分析城镇化发展态势及其区域差异，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规律，丰富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国家和地方制定“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差别化区域政策提供参考。

一、城镇化的基本态势及相关解释与预测

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文、生态等都会随之改变。一直以来，城镇化都是世界范围内衡量一国综合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之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反映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1.世界城镇化的基本态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城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二是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急速增长，三是大城市持续增加且城镇密集区大量出现。城镇化仍是21世纪人类社会实践的主旋律。世界城镇人口由1960年的10.19亿人增长到2018年的41.96亿人，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增长超过30亿人。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3.61%增长到2018年的55.27%。1960年以来，世界城镇人口的增速始终保持在2%左右。世界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美、欧洲和部分亚洲发达国家，以及南美洲部分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5%；而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处于50%以下。就城镇人口增速而言，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快，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其城镇人口增速相对缓慢，部分国家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与城镇化不断发展相伴而生的是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以来，居住在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曾在1974年达到峰值18.17%，后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6.1%。在此期间，世界人口总数是不断增长的，而且世界各国的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也通常是增长的。例如，2018年世界前三大都市（圈）分别为东京、德里和上海，人口规模分别约为3800万人、2600万人和2350万人，其中，东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较1950年分别增长了约5.5倍和4.4倍。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人口规模的城市的数量正快速增长，尽管一些发达国家中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相对缓慢，但世界上已有33个都市圈的人口规模突破千万人。

2.城镇化的时间与空间变化过程

从城镇化的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世纪70年代，诺瑟姆提出了一条描述城镇化发展过程的经验曲线，20世纪90年代由周一星引入中国，这条经验曲线被称为诺瑟姆曲线。诺瑟姆曲线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高度吻合，该曲线将城镇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镇化水平低于30%的城镇化初期阶段，该阶段城镇化率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是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城镇化中期阶段，该阶段城镇化率增长迅速。第三阶段是城镇化水平高于70%的城镇化后期阶段，该阶段城镇化率增长缓慢。当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时，城镇化水平几乎处于收敛状态。

从城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来看，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化过程可能经历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3个阶段，代表性的模式是Klaassen等人在1981年提出的城市发展阶段理论。世界各国一般将经历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入、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加大的城市化阶段。由于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提高必然会带来城市承载能力的压力，此时人口开始向城市外围扩张，这一过程被称作郊区化。郊区化同样也是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只是人口由城市的中心向边缘流动或外来人口直接进入城市边缘。城市发展阶段中还有一种现象被称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则是由城市人口减少所产生的，导致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等。一个城市的发展应避免出现逆城市化，因为逆城市化会严重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力，进而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

城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还有另一个方向，即是由孤立的城市向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进而发展到网络化的大都市。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郊区化、多中心化以及区域化均是都市圈得以形成的原因。城市的发展一般会走向城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带。其中城市带是所有概念中空间尺度最大的，是由若干个城市群所组成，而城市群又是由若干个城市圈构成，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城市带由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构成。长三角城市群又是由多个城市及城市圈共同组成，如南京城市圈、上海城市圈和杭州城市圈等。

3.城镇化的相关解释及其预测

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乡村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非农业人口，因此人口学上的“推拉理论”可以解释为城镇化的动力，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推力是指促使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来到城镇的因素。提出这一理论的博格（D.J.Bague)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城镇）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乡村）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可以概括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前者由政府主导，后者靠市场驱动。中国城镇化发展既受经济因素影响，也受政策因素影响，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受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主要受市场力的驱动。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协调，但就不同时期而言，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城镇化快于工业化3个阶段。尽管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相比，在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中国的城镇化率明显滞后，例如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水平为12088美元时，城镇化水平为50.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32个百分点。

中国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也有大小城市之分。具体来看，进入大城市的农村人口要多于进入小城市、小城镇的人口。目前的趋势是“镇化”对城镇化贡献程度的趋势在减缓，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在不断上升。从区域间的城镇化进程来看，各地区城镇化水平表现出趋同的发展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集中提高了城市的进入门槛，失业率升高时外来农村人口也是首当其冲，故近年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十分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劳动力回流同样也引发了资本回流的连锁反应，有证据表明资本倾向于投入劳动力回流密集的地区，这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得以提高，进而提高了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后仍应保持高速发展，甚至在2017年城镇化水平达到近55%后，仍应保持年均0.6%—0.8%的增速。在城镇化增速和收敛点方面，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顾朝林（1992）在早期研究中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65%，2050年时收敛于73%。此后，他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城镇化又进行了仿真模拟预测，认为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70%，并在2050年收敛于75%。一些学者基于Logistic模型对诺瑟姆曲线进行拟合分析，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61%—63%，2050年达到70%左右。也有学者考虑了中国的人口因素，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60%—6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的预测也认为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达到6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应收敛在80%，这些学者认为此前的研究中没有考虑中国的城乡人口比重，且预测的方法和模型不够准确。乔文怡等（2018）基于系统动力学并加入更为全面的因素，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2%，2050年收敛于80%。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基本态势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基本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中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此后经过10年的发展，1959年城镇人口增长到20%左右。随后的近20年时间，中国城镇化水平有所降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水平不足18%。从1978年开始，中国城镇化进入稳定的增长期，改革开放后20年，城镇化水平几乎翻了一番。1995年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城镇化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照诺瑟姆曲线，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说明该国的城镇化越过了初级阶段，进入了快速上升的时期。1978—1998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了15.43个百分点，1998—2018年则增长了26.23个百分点。从1995年起，中国城镇化增速逐渐放缓，由接近5%的增速下降到不足2%的增速，这同样符合诺瑟姆曲线所呈现出的规律，即达到快速增长拐点后，城镇化以速率递减的方式增长。

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阶段以及未来方向，已经有很多研究。赵新平、周一星（200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的事实证明了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内生过程，是伴随市场不断健全和完善发展的规律。刘秉镰、朱俊丰（2019）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进程分为3大发展阶段，并提出未来应当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不同空间区域的城镇化研究。苏红键、魏后凯（2018）按照城镇化率的变化特点和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分别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和4个阶段，并提出了中国城镇化新的重要议题。

诺瑟姆曲线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时，便进入了收敛期，其后将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目前，对于中国城镇化将在何种水平达到峰值并未达成一致共识。中国城镇化水平长期滞后于非农就业水平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始终与非农就业率有着一定的差距，至今这种差距仍然没有显著缩小的迹象。目前，中国仍存在大量农业人口从事非农工作的现象，这些人口虽身处城市之中，但未真正地融入城市，亦或仍生活在农村地区，但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

2.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呈现出趋同发展的态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布局密切相关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内蒙古、新疆等的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中东部地区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地区，农业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收敛的态势，本文计算了2005—2017年全国各省城镇化率之间的泰尔指数，发现考察期内泰尔指数逐渐下降，说明各省份之间的城镇化水平有趋同的趋势。从四大板块的城镇化水平来看，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曲线的陡峭程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上升速率较快，东北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显著的放缓趋势。城镇化区域趋同可能会导致经济重心的转移，由于四大板块的人口规模差距较大，假如各地区城镇化率均上升1%，但所增加的城镇人口数量却明显不同。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需求的增加，甚至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都会随之改变。地区之间城市人口的差距会影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而又会影响人口的迁移，后果是人口向某一发达地区不断集中，进而强化或形成更加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

3.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由“北高南低”转变为“东高西低”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个省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从“北高南低”向“东高西低”转变。尽管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北方地区的城镇化基础，但随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明显快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早期的城镇化多以工业化带动，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城市的就业增加开始主要依靠服务业带动。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服务业水平更高，更加能够吸纳农业产业释放出的劳动力。加之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口倾向于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迁移，更加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2017年，全国城镇化率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排名后10位的地区全部为中西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的城镇化率已超过80%，遥遥领先其他省份，但仍有6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不足50%。综上可知，中国各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是不均匀的，且空间格局始终处于变动的过程。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也会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分异产生重要影响。

三、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差异的未来态势

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分析结果，可以判断得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符合诺瑟姆曲线所呈现出的规律，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达到70%。

1.中国城镇化未来态势研判的依据

分析中国城镇化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符合诺瑟姆经验曲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成正比，三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镇化水平成正比，四是现有城市与城市群发育状况和城市化水平成正比，五是区域间城镇化差距将趋于缩小。

诺瑟姆曲线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3个阶段特征，并且能够与很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吻合，是因其背后有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当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时，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产出都比较低，剩余的农业产品无法供养很多的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的需求不足，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因此这一阶段的积累是缓慢且艰难的。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则进入工业化阶段，一方面，农业以机械化为生产方式会大量解放劳动力，城乡收入的差距也会使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会提升需求和增加生产，进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城镇化水平达到60%—70%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同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城乡差距大幅缩小。此时，生活在农业地区的人口对城市的渴望程度减弱，城镇化进程在这一阶段开始变得迟缓。当城镇化水平达到80%以上时，城乡生活质量基本无差别，各地区人口均能够在本地安居，此时城镇化过程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由此，诺瑟姆曲线反映了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过程中的一种经济和社会规律，这种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地预测未来的城镇化水平。

2.基于时间序列方法的中国城镇化水平预测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预测中国城镇化率的未来走势，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及不同城镇化阶段内数据走势发生的变化，使用ARIMA与指数平滑法对数据进行分析，鉴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使用比较广泛，加之篇幅有限，研究方法的详细说明不再赘述。基于1949—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数据，对2025年城镇化率水平进行预测，ARIMA与指数平滑法所得到的结果分别为65.64%和67.82%，指数平滑法由于赋予近年份数据较大权重，因此预测值稍高，也说明了中国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进一步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在50%—70%之间更加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以2010—2018年的数据为基础，对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时间序列预测。结果显示，如果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能够以近似于2010—2018年的发展态势持续下去，则在2030年时的城镇化率会接近70%。届时城镇化速度下降至每年1%水平以下，且增速会继续放缓。基于本文的保守估计，在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会达到80%左右，并进入一个稳定状态。

若以2005—2018年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2025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会超过75%，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镇化会持续提高，中部地区在2025年左右可能会与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持平。

3.中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态势及空间分异的背后逻辑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地区间收入差距是人口发生迁移的第一动因。1952—2018年，中国四大板块GDP所占比重，自高到低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四大板块整体经济水平来看，尽管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是超前的，但地区经济总量占比始终落后于其他地区，而且GDP总量占全国比重长期处于下滑态势，且从2000年开始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低于10%。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较为相近，且近年来均保持在20%左右。

从人均GDP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在2015年后出现负增长，2018年中部地区人均GDP接近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均GDP也有向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趋近的态势。东北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甚至西部地区，已经没有吸引外来人口的过多经济优势。

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态势同样可以作为城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依据。2000年以来，中国四大板块第一产业比重均逐年下降，特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下降很快，2018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低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也和东北地区持平，东北地区的结构优势已经转化为结构劣势。综上所述，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来看，都能够说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以及对未来城镇化格局变化的影响。

4.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会促使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重构

城镇化的空间分异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东部地区城镇化的高增长也说明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仍然对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从中西部地区的外部环境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预见，人口稠密的区域一定会有相应规模的人口经济集聚区，例如成渝地区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经济人口的最大增长极。一般来说，省会城市也会成为未来城市人口集中的热点地区，这与中国长期的大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有关，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利好使省会城市的发展优于其他中小城市。因此，区域中规模较大的城市会成为地区承接人口的重要平台，一个区域所拥有的大城市规模越大、数量越多，城镇化的发展前景也就越好。中国市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暂时还没有市区人口超过5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

从人口吸引能力来看，中西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能够容纳城市人口的能力更强，近年来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城市人口增加较快，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西安也是人口快速增加的城市。所以，从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可以判断出，未来东部地区将是中国城市人口最主要的集中地，中西部地区城镇人口会快速增加，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增速进一步减缓或下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1949—2018年城镇化水平增长态势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符合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增长趋势与诺瑟姆曲线形态基本吻合。本文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对中国总体及区域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预测，并对可能出现的预期结果给出了一些解释，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规律，中国城镇发展实践体现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的发展同样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圈（群）在城镇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第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过程，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影响，城镇化格局发生了从“北高南低”到“东高西低”的转变。中国各个省份间的城镇化差异趋于缩小。第三，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会达到70%，城镇化增速将进一步趋缓，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会快速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也将逐步赶上，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第2的地位将会被中部地区所取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城镇化过程势必会受到经济发展力量的影响，进而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此外，鉴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势必会引发深刻的区域变革，因为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阶段、特征不尽相同，所以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也能够反映出未来中国区域格局的变化态势。城镇化进入高级阶段后，中国将面临人口空间格局过疏和过密的双重挑战，部分中小城市会收缩和丧失经济竞争力，特大城市面临大城市病，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需要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原有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新的高质量城镇化模式来替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需要提高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功能。尽管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但它还是比小城市有很多优势，因此不一定要限制城市规模扩大，而是需要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使得能在获得城市规模效益的同时也避免出现大城市病。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