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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总体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地区间分化加剧、一些领域发展仍然比较缓慢、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向好的基础比较薄弱等。此外，2008年以来，西部地区一直在四大板块中保持领先增长的态势，但这两年被中部地区超越，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动能有所减弱。可以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非常及时，有利于西部地区解决存在的问题，增强发展动力，开启新的发展局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我认为要牢牢把握国内外发展机遇，坚持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抓好关键环节。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抓好这些关键问题既是固底盘，又是补短板，还是增动能，应当高度重视并持之以恒地采取有效措施。仔细梳理这些重点环节，我认为其中4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对标先进地区，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较为薄弱的环节还是发展环境。如果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先进地区比，在这方面的差距就更大。这种差距在软环境和硬环境方面都明显存在，但涉及思想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软环境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不仅西部地区的投资者、经营者能感受到，甚至到西部地区短暂停留的旅游者、旅行者也能感受到。因此，应该把优化发展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作为重中之重。软环境优化的目标指向应该是：对内，要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外，要强力吸引外部地区各类创新资源加快流入与高效集聚。思想认识提升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优化发展软环境的便捷途径就是在关键方面对标看齐国际通行做法和国内先进经验，进行创新。一是要建立公正、透明、可持续的政策法规体系，并立足于提供最优服务来改善政府治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二是要建立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强化政务诚信和社会信用，维护市场公平公正。选择若干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久治不愈的难点进行攻坚，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增强社会显示度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解决深层的体制问题，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实现软环境的全面优化。
第二，加快特色产业发展，拓展产业链条。特色产业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也是切实可行的现实抓手。近几年,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走了一条特色发展的创新之路。要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仍然要把抓住特色产业并使之行优走强作为一个重要举措。可以围绕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推进融合发展，拓展特色产业体系。加强特色资源与现代科技融合，促进特色产业的集群化、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牧业全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推动“互联网+”，进一步把生态、民族民俗、边境风光等优势提升为新经济、新业态；依托风景名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开发开放合作试验区等，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养生、文化创意等服务业，打造区域重要支柱产业。二是创新运作机制，提升特色资源的价值。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能源矿产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积极探索建立区际利益补偿或平衡协调机制，并依此促进转化、增进效益。还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共建特色园区，发展高品位、高附加值的飞地经济。
第三，结合新老基建，打造数字技术发展先进位势。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科技的重要代表和集中体现正在迅猛发展。哪个地区抢占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制高点，也就抢占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或领先位置。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数字技术降低了区域对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依赖，能够超越区域现实发展基础和地理区位，重构区域经济体系；数字技术提供了跨区域利用资源要素的基础条件，从而能够进一步帮助地区强化比较优势，这就为落后地区在构建新经济、新动能方面，实现与先进地区同步发展甚至领先发展提供了机会。由于区位、环境、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老基建一度发展缓慢，这些年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大大缩小。在今天，随着数字技术等的发展，老基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程度已明显降低，且目前新老基建已融为一体、相互支撑，西部地区应一体推动新老基建的发展。在 5G 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力争与东部先进地区并行发展甚至走在有些地区的前面，同时借助老基建补短板，发展数字经济。
第四，紧扣发展的需要，激发战略功能平台的综合效能。以新区、自贸区、开放试验区等体现的各类战略功能平台，既是先行先试的创新基地，又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示范窗口，也是创新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的主要载体。实践表明，发展好的地区，无一例外地都得益于重大功能平台的建设与运用。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战略支撑还较薄弱，平台利用也不够充分有效，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必须利用并发挥好战略功能平台的作用。一是要紧扣战略大势和前沿发展、未来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地区打造更多的战略平台。二是要立足于解决现实中的突出矛盾，落实重大发展改革任务，自主打造具有特色的高品质功能平台。三是加强与发达地区合作，采取适当形式将其设立的功能平台延展到西部地区，或者联手打造新的平台。通过这些合作，不断吸收发达地区创造的新经验，保持创新的持续性，又同步实现与发达地区的对标看齐，保持西部地区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先进性。
作者：范恒山，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浙江大学区域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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