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姚洋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著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等

    关注新政系列访谈之五

　　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指出“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此后，他又多次提到“经济升级”。

　　那么，“经济升级”主要指什么？经济该如何升级？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新京报专访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

    内涵 核心是“四大升级”

　　“经济升级”，应该包含体制机制的升级、生产方式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力资本的升级

　　新京报：不久前你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用制度创新激发经济新活力”。那么“经济升级”主要指什么？

　　姚洋：“经济升级”，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升级。“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告诉我们，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中国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伴随着体制和机制改革。

　　新京报：体制机制的升级，具体是什么？

　　姚洋：体制机制的升级，主要是政府职能的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市场持久的活力。

　　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过去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政府和市场之间边界仍然模糊不清，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过多。

　　正如经济发展有其阶段性一样，政府的职能也有阶段性。当经济向一个新的阶段跃进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需要随之改变，而不是停滞，停留在上一个阶段。

　　新京报：经济升级，还包括哪些内容？

　　姚洋：除了体制的升级，还包括生产方式的升级。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需，成绩显著，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新问题。一个是世界市场的需求在下降，若想再像以前那样保持20%以上的外贸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了，大家普遍认为不会超过10%。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全世界的贸易额每年也就增长7%，我们动辄20%以上的贸易额，是不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多依靠内需。

　　另一方面，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导致过高的国民总储蓄率，而居民收入占比又在下降，也就是说，之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均衡地惠及民众，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对内需潜力的挖掘。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升级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升级。

　　新京报：通过生产方式的升级，带动一系列其他升级？

　　姚洋：是的，接下来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经常出口低成本的商品，成绩也很大，不能否定它，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继续搞低成本的加工业，难度越来越大，而一些后起的国家也在追赶，所以我们就面临产业如何升级的问题。

　　新京报：产业升级需要什么条件呢？

　　姚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升级，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当其他方面都升级了，但如果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人力资本没有升级，那么谁来开机床？谁来造精密仪器？富士康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富士康的返工率比较高，其中就有工人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人才的问题。规章制度摆在那里，其实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这就涉及人力资本的升级。

　　路径 突破口之一：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市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错过程才可能实现一次发明，而政府投资只集中在少数企业，试错的次数不够，因此失败的概率较高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都关心，中国该如何进行“经济升级”？

　　姚洋：“经济升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我觉得最大的失衡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过于强大，这显然没有好处。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国营企业要减少，投资要减少，不能越俎代庖，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基础建设中来。

　　新京报：推动“经济升级”，必须政府放权？

　　姚洋：对，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只有政府权力多做“减法”，才可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政府掌握的收入，按一般预算口径应该是经济总量的22%，如果按照宽口径来算，也就是说包括卖地收入、社保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应该有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算是蛮高的。还有国营企业，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将近30%，这样一来，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GD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后的统计数字，因为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

　　资金如此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的升级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新京报：那你认为“经济升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姚洋：回顾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我想离不开对四个问题的清醒认识：1、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2、多样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3、国家对财税、货币政策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控，这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4、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其上的有序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

　　明确这些共识，我们就有了经济升级的方向。

　　新京报：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美国制造》说，从硅谷传来的信号显示，美国制造业回流已经成为趋势。为了让新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奥巴马的配套政策是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同时对那些继续把制造业留在海外的跨国公司课以重税。而这一切，都剑指“世界工厂”中国的“中国制造”。这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升级”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和影响？

　　姚洋：这的确对我国提出一些挑战，促使我国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具体到如何进行产业升级，还需要细致的研究。目前国家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属于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可是，中国是不是真正到了立即发展这些高精尖技术的时机，这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对于政府来说，资本方面比较充裕，可是如果升级的步子迈得太快，社会的配套是否跟得上？因为技术的进步、产业的更新，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砸进去一些钱就立竿见影，马上可以出效果的。另一方面，由政府来集中投资，由政府来挑选技术优胜者，未必能推动技术进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市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技术发明是一个随机事件，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错过程才可能实现一次发明，而政府投资只集中在少数企业，试错的次数不够，因此失败的概率较高。这就又回到体制升级上来了，政府应该把技术创新交给市场做。

　　突破口之二:改革户籍制度

　　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

　　新京报：我们谈转变生产方式已经很多年了，但目前的进展并不大，你认为转变生产方式的突破口在哪里？

　　姚洋：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建立于1958年，目的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然而，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

　　实际上，国务院在2012年2月就宣布了新的户籍政策。其中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

　　首先，进城务工人员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

　　其次，一旦有了城市户口，进城人员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风险 最担忧人力资本的升级

　　2.4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被忽视，这是制约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性因素。建议国家每年拿出300亿-500亿元做职业培训，连续投入十年

　　新京报：经济升级，也并非想升就一定能升，你认为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姚洋：第一个风险，是我们的技术方向错了，最终被锁定在一个没有潜力的技术路线中。比如说汽车行业，现在国家重点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高性能动力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核心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大方向没有错，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就有点像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发展方向有些偏差，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更多技术齐头并进？

　　新京报：偏差？

　　姚洋：对，现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非常高，特别是电动汽车，深圳市说是补贴12万元，北京市说是可以不参与摇号，这本身也是很大的补贴，因为目前的摇号概率太低了，而我们常说的混合动力，是不给一分钱补贴。混合动力有很多的好处，车体可以变得比电池汽车要轻，开起来也没有续航的问题，只要加油，续航能力就会很强，耗油也很低。所以，要多鼓励大家都去摸索，而不是侧重发展某一方面行业，并且现在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就那么几家，等于在定向地补贴这些企业。

　　这又回到政府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上来了。政府应把精力放在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上，而不是关注技术的应用，毕竟在高精尖的技术领域，世界的未来走势还很难看清楚，应让市场去试探。

　　新京报：其他还有什么担忧？

　　姚洋：我最担忧的还是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是，生产工人的收入翻一番却不那么容易，假如按照网络上那张比较走红的工人工资表7000元一个月来算，翻一番是14000元，差不多2600美元，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却只有初中水平，十年之后他们的技能是否还能符合当时的环境是很难说的。

　　所以反过来说，除非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未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否则政府必须加大投资教育。

　　新京报：如何加大投资教育？

　　姚洋：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简称《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的大学粗入学率将达到40%，对教育不可谓不重视。

　　然而，在教育政策也有改进之处。《纲要》主要强调正规教育，这对提升未来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有用的，但对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劳动者却用处不大。现有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是2.4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的80%只具有初中或以下的教育水平，而且绝大多数人不会再回到正规学校里学习。考虑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仍然是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提高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新京报：主要突出地对劳动力的技能培养？

　　姚洋：我建议国家每年拿出三五百亿元做职业培训，连续投入十年，也不过是三四千亿元，这对中央财政并不是大数字，可是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国家每年发行一定数量的“教育国债”，用于在岗工人的培训。鉴于工人的分散性，实际操作中可以采取补贴培训学校的方式分配资金。不要过于担心所谓的跑冒滴漏，那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投入是很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应该重新建立工人的八级工制度。目前，工人除了工资增长，没有其他职业发展空间，这大大打击年轻人选择做产业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的技术级别就如同技术人员的工程师级别一样，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可以增加工人的荣誉感。

　　新京报：这个问题确实容易被忽视。

　　姚洋：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要被经济的高增长所打败，意思是说，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工人的工资增长也很快，农村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农村大学升学率下降就是一个例证。高增长是好事，但高增长却可能降低人们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4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被忽视，但这却是制约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性因素。他们的收入问题解决不了，即使身份转变成了市民，也会在消灭“农村贫困”的同时，制造新的“城市贫困”。

　　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将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将为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提供必要的保障。

文章来源：C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