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北京 100836）。

2019年末至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打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人们感觉几乎时空错乱，工作失序，处于迷茫之中，似乎失去了正常行为的判断准则，一些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很大冲击。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了“非常”状态，各种关系和行为都“失常”了，甚至部分“休克”了，但深入观察，其中却有深刻的内在规律，只不过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以极端的、尖锐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形式凸显出来。深入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重要现象，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激发理论思考。

一、经济观察的视域境界

现实经济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复杂复合体，其中有无数的因素，发生着各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人们要认识现实经济的整个体系，只能从无数因素中抽取出有限的几个，将其概念化，并置于一定的范式框架中，进行逻辑关系的构建，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这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逻辑“抽象”过程。离开概念定义和抽象能力，客观经济就是一个无法捉摸的混沌现象，人类也就无法认识、描述和解释客观经济。但是，依靠抽象能力所认识和描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在人的主观意识中“再造”出来的图像。因此，人们对现实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被一定的范式承诺所“框定”的，范式承诺决定了观察和感受经济的视域境界，视域境界决定了人们所看到和认识的经济世界图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你所看到的是你心中的世界”。

在一定的范式承诺框架中对浑然一体的客观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实际上就是选取出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些因素、现象和关系，而“忽视”另一些因素、现象和关系，通过这样的选择（通常要形成可以定义的概念）就形成了观察客观现象的一定“视域”，即所观察的域态或域境，这就好像是人的肉眼在可见光的范围之内所看见的事物，而在可见光之外，肉眼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感受的。可见，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观察所形成的认识，从来就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受制于其一定的“视域”框架，它决定了对什么“看得明白”，对什么“视而不见”。

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中，隐含一个假定，即经济学活动在一个“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绝对空间中进行，因此，经济学观察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视域”境界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假定人们是在同一个视域中进行观察、判断和作出决策的。但是，这样的范式承诺是武断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观察和判断经济现象并非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视域，视域境界实际上是多样的，而且是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一定的视域决定了，什么属于被关注的因素，什么属于不必关注的“其他条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例子。

202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其重要意义在于，以此为分界，地方政府观察和判断事物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分明视域境界中。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关于诸多工作目标或关注内容的重视或关切程度有一个常态的优先顺序框架，可以称之为“视域A”（详见原文）。也就是说，在1月20日之前，地方政府处于视域A框架中的相对平衡（顺序）状态，并以此进行判断和决策。

假设地方政府对疫情有两种政策选择分析详见原文。

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0—25日是一个视域分水岭。在1月23日晚的2020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总基调仍然是“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但此后，政策注意力明确转向特别关切抗疫的紧急性和可能的损害性。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所有政策目标的政策选择顺序中，“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组织上落到实处。这意味着，抗疫是首要任务，为此可以不惜代价，即关于抗疫产生的“成本”，不必计较其支出、承担或消耗责任。也就是说，以此为分界，视域A境界明显地转变为另一种视域境界，可以称之为“视域B”（详见原文）。自此，人们将在视域B框架中进行行为决策，并以此对视域A境界中的抉择进行判断和评价。

二、时域流变中的事态关切和形势判断

视域境界的改变，跟时域的流变密切相关，即不同时域中有不同关切重点。所谓“时域”，是指在一定时期中所形成的经济行为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2020年1月20—25日之后），视域B成为观察和判断形势，做出政策安排的思维“框定”前提。“此一时彼一时”是现实生活中的必然现象。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成为最受重视的视域现象和该时域中须特别关切的“首位”问题，也就是政府政策选择中压倒其他因素的首要关切，换句话说，此时整个社会的目标关切和态势判断原则发生重大改变，抗疫成为全民行动。中国的体制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采取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方式来抗击新冠病毒的感染，抑制疫情。在这样的视域境界之下，在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关的各种现象中，即使是小概率事件，也会极大地影响一定时域中的政策安排和利弊权衡，即成为万众瞩目的高度关切事件。

新冠病毒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对经济的影响直接反映在对劳动力人口健康状况的损害上。我们可以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用工所面临的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它突出体现了中国经济态势在2020年1月下旬之后的视域境界变化和全国关切。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健康状况分析详见原文。

据有关部门统计和估算，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最终为被确诊感染而致病者的2%—3%，则仅高于流行性感冒，而远低于非典（9%—11%）。新冠肺炎的死亡主要集中于湖北省武汉市，据2020年2月中旬的报告，武汉新冠肺炎死亡率为3%－5%，除武汉以外地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0.2%－0.3%，而除湖北省以外地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低于0.2%。患新冠肺炎的人数,尤其是重症危重症人数也不很高（据报告一直低于20%），可见重症和死亡人数相对于全部劳动力总数都是比重很小的数字（报告的死亡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劳动人口，相当比例为老年患者），远远少于全国每年十多万人的汽车车祸死亡人数、艾滋病死亡人数和心血管病致死人数。可见，新冠肺炎还不算是一种死亡威胁非常高的病症，其威胁主要表现为传染性强和行踪莫测。但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劳动力健康状况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观察和判断的视域境界，甚至导致社会性焦虑恐慌现象。小概率事件被舆论聚焦放大（媒体关注必然具有信息放大作用，大众传播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不仅成为视域境界改变的“事实”基础，而且受到社会的极大关切，构成人们心中的疫情图景。而且，在疫情时期，卫生防疫部门的话语权显著增强，权威专家的专业意见受到特别重视，传播效果强，促使大众从“忽视”转向高度“重视”和极为敏感，也对人们心中的疫情图景产生重要作用，从而强烈影响社会对疫情的事态关切和形势判断。当然，在这样的视域境界下，劳动力供给结构所发生的改变，绝非简单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似乎对劳动力人口总量的影响微不足道。相反，在一定的视域境界中，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在对新病毒的了解不够，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形下）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关切度极高，由此导致人们心态和行为的极大改变，对经济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企业用工行为突然进入了一个具有极大域观特征（特定视域下）的劳动力人口域境中，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在此情形下，企业经营的社会条件急剧变化，困难骤增。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显示了视域境界和社会关切的改变，如何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影响，决定着对社会经济的态势判断的思维倾向。在其影响下，区域经济态势几乎断然改变，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三、地区表现和政府行为的域际关切

在经济观察特别是利益关切中，对于一定的区域，尤其是较大区域，例如省、特大城市等来说，本地经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体，所以，本地区的经济政策安排主要以自己区域内的利弊权衡为关切范围，区域之外的影响如同是“外部性”而另作考虑。不过，作为统一国家中的不同地方政府，在处理区域经济问题时，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关心的，各地区不应采取以邻为壑的、损害其他地区利益的政策措施和不负责行为。不仅如此，各地区的政策安排还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甚至是全国性的影响，所以，地区政策决策和制度安排，如果涉及不同地区间的域际利益关系，必须有所权衡，特别是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政策安排，必须充分考虑更广泛的域际关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域际关切问题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疫情，武汉市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会直接影响不同地区及全国的利益。如果不采取强硬的封城隔离措施，武汉经济的损失可能较小些，但却可能严重影响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利益。而如果采取严格的封城隔离措施，则可以控制病毒感染的扩散，但必然会对武汉乃至湖北省的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而导致巨大损失。很显然，当武汉市决定是否实行封城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域际关切性。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实行全市封城措施，此时，如前所述，正值关于经济大势的视域境界发生全国性变化的时期。武汉成为全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壮士断腕般的“自我牺牲”者，以一市之封城，求缓解全国病毒感染之风险。

这样，整个中国经济的空间状况实际上分为两大地域：武汉（及湖北）和武汉（湖北）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也必须关切武汉和湖北省的抗疫形势，而且，只有将武汉和湖北省的疫情控制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他地区的感染风险和疫情扩散。所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作出具有全国关切性的封城抉择，其他地区也应作出关切武汉及湖北省的应对措施，例如，从医疗力量、物质供应等方面提供援助。

在区域经济学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研究中，其视域框架中对于域际关系的关切，主要集中于一些经济增长极（通常是城市）对周边或相关地区的要素集聚和扩散而产生的各种分布现象上。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特征、行政区划和历史文化等。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区的治理能力以及所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也表现出对域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全国各地区特别关切武汉市及湖北省的疫情以及抗御疫情的有效性，特别关切本地区同武汉之间的人员往来密切度，并以此作为本地区抗疫措施的重要考虑因素。武汉市不仅是疫情中心，也是全国的域际关切焦点，是全国抗疫的决战之地。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地区的政策安排，将域际关切在区域经济中的意义凸显出来。特别是，信息传播使得域际关切更为突出，各地区都希望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度，作为进行政策安排和民心安定的重要条件。

从国内推至世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成为全球关切的焦点，中国采取了有史以来信息最为公开透明的政策安排和同世界卫生组织最为真诚的合作方式，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中国充分理解世界各国相互间的高度域际关切，把本国抗疫作为对世界负责的行动。这是区域经济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规模巨大和国际联系非常广泛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地区经济现象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大影响，因而将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的域际关切对象。

在高度信息化和各种传播方式空前发达的当今世界，域际关切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区域经济现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区域间的域际关切问题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而这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关系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关切因素，只不过是过去的区域经济学范式承诺及观察和研究视域中，没有考虑这一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发生的现象和问题突出地提示我们：任何区域都不可能脱离或者隔绝于其他区域而发展，各地区之间的域际关切性，乃至世界范围的域际关切性，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域际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传播和舆论影响问题，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发生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指向一个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大众信息传播对区域经济关系特别是民众关切及社会行为的影响。

四、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的供给侧关切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价值倾向上处于‘亢奋的物质主义’时代。2013年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深化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将延续到21世纪中叶。这是力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笔者称之为“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实现“富强”仍然是其主要目标，但“为了物质财富目标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民生福利的血拼式竞争已成为历史。社会心理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和尖锐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在“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所面临的现实和政策抉择的时代特征。2020年是中国实现物质主义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脱贫。但新冠肺炎疫情却来了一次意外冲击，整个国家不得不全力应对，承受代价，甚至需要调整某些预定目标。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著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段关于资本主义与个人关系的精彩论述：“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宇宙。任何人都要诞生于这个宇宙，至少对个人来说，这个宇宙本身表现为他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不可变更的事物秩序。个人只要介入市场关系体系，那个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为规则。一个行动长期不遵守这些规范的制造商，终将被排除到经济舞台之外，就如同那些不能或不愿意适应这些规范的工人将被扔上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尽管马克斯·韦伯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形态。世界各国的国情各异，所以有各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形成不同的经济“宇宙”。个人生存于其中，必然要适应其所在的经济环境的域观状态，成为其中“不由自主”的行为分子。而且，处于这样的“宇宙”和时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及行为方式也会受到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大多数个人的行为是受所处时代的“那个秩序”的行为规则所决定的。所以，研究和关切所处时代的各方面行为规则是区域经济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当前处于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物质成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社会心理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因而突出表现为更加关切经济关系的供给侧。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个秩序”的行为规则。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之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进一步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并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区域经济的供给侧关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期，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凸显中国经济“强政府”的域观特征，显示出其动员体系对于应对疫情强大的制度能量，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供给侧结构特色和秩序特征。不过，同时也必须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各地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也反映出，在现行体制机制（包括公共卫生和疾病防疫的应急响应体制机制）上，各地区在供给侧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甚至是严重缺陷。所以，对以下判断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武汉市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突出地反映了公共卫生体系的供给侧结构缺陷、政府和社会的治理体系薄弱和能力不足、应急体系的响应行动迟缓、效率不高等问题。更反映出许多领域中社会运行方式的畅通性不足，因而在疫情难以控制时，不得不以牺牲社会运转（封城和普遍性社会隔离）的高昂代价，来扭转疫情危险。

从一般的经济理论上说，对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实施对策干预，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着力。在经济政策话语中，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通常被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称为凯恩斯主义），即主要只作用于货币和财政的总量环节，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经济体系的实体性活动（微观）层面。而以西方“供给学派”为代表的供给侧对策作为，实际上同需求侧政策干预的理论逻辑并没有本质性差别，只不过是更强调宏观需求政策不能越位，即不能以需求管理为名而干预到供给侧。因此，“供给学派”这个名称并不是强调政府应更多干预和参与供给侧活动，而恰恰相反，一般被理解为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供给侧的干预和管制，包括减少税收，而尽最大可能地让市场更顺畅地发挥调节功能。中国的经济对策明确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强调主要通过深化改革而非政府管控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国情与美英不同，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同于美英当年的“供给学派”主张，但在力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是，如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缺乏正确认识，却反倒可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主张和强调对经济供给侧活动给予更多、更细密的行政性干预和政府参与，而且可以比需求管理更具渗透性，即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决策空间。如果这样，就会损害经济运行的通畅性和经济主体的主动性活力，表现为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管制条框和文山会海（叠床架屋的“规定”“细则”和“审批”程序），束缚着供给侧的自主性作为，使经济主体感觉流动壁垒重重，违规风险很高，动辄得咎，税收和罚款名目繁多，即使没有大错也难免会有小错，因而宁可消极应付，不越雷池，避免担当，以“无过不错”为行为目标。这就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向，偏离初心，无助于经济通畅和活力的增强。

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可以突出地看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政府部门行为和体制机制的不畅通、信息传递的严重阻塞和不当限制管理，如何损害了对病毒疫情的警觉性和响应效力，严重贻误了抗疫时机，使防御病毒感染和扩散失去了最宝贵的应对时间。这表明，中国目前不仅公共卫生体系存在严重的供给侧结构性缺陷，而且各方面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可以体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不仅是使商业性组织即企业更有活力，市场机制更为畅通，而且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制都更为通畅，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障碍，避免层级重叠、程序复杂的政府行政体系延误专业信息的通畅传递，从而损失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总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各地区、各领域包括公共部门，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都更具内在活力、反应效能和责任担当，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才能实现现代化。

与经济体系需求侧的管理政策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落实执行，具有地方、部门以及各领域的广泛渗透性。也就是说，供给侧关切，不是总量性和笼统性的，而是结构性和域观性的，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体性措施和制度化建设。其意义如同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不仅具有整体的系统性，而且具有高度的精密性，需要环节相扣，润滑畅通，运转有序。

五、结语

区域经济研究的视域境界，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现实关切，包括事实关切和域际关切的取向，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示给我们的重要研究方向。经济现象和行为，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具有感受性，没有感受的“客观事实”是没有意义的。一定的客观事实，在不同的视域之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引起不同的关切。总之，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间的关系，并受到时代的“行为规则”的限定，而这又会体现区域价值文化和制度特质的深刻影响。因此，区域经济学研究理应从主要关注客观性、物质性要素（即传统的生产函数范式），进一步深入到对主观性、精神性因素的研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视域境界和关切取向已多次演变，每一次的感受都是“沧桑变迁”“换了人间”。经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个国家及各地区经济，将进入一个“浴火重生”般的新视域境界，关切取向必将有新的选择，值得区域经济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