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红军，男，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区域经济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专委会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上海 200234）。

2019年年底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呈现出沿着与武汉地理距离远近，经济关联度的强弱不同向外传播，随着感染人群迁移的地点、再次被感染的人群以及人们之间亲情距离的远近而向外传播。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力以赴组织多方力量防控下，疫情蔓延势头迅速得到遏制。但是这场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可能影响，对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启示却值得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类似于2003年发生的非典，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冲击，因此，它会在宏观上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但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带有传染性的疫情会大大增加人际交往、贸易、面对面交流的成本与风险，这就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一些可能的新的趋势。当前，我们应该清楚地分析这种影响，并如果能趁机将这种负向冲击转化为正面机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化的格局可能会更加明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将可能更加明朗。

一、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可能的影响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

1.商务、学习、办公虚拟化程度会增强

经济商务活动在地理上的布局往往倾向于集中，因为集中会带来三大好处：节约交通与交易成本，强化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强化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马歇尔，1890）。但“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发生，却可能会让中国社会重新思考商务办公虚拟化的可行性。首先，绝大多数的商务办公活动的每一环节并非全部有必要集中起来。一部分对人际交流依赖性强的活动，需要在地理上集中；相反，对人际交流依赖性弱的活动，可能完全不用集中。其次，过去40多年，中国完全模仿了西方商务传统上将商务办公集中化的做法，而没有机会思考商务办公虚拟化的可能。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这种可行性不仅存在，而且完全可行。因此传统上对商务办公地理区位集中化的趋势可能会逐步弱化，相关的区位布局理论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程度上调整的必要。

2.企业、工厂周边服务社会化的态势会受到影响

在过去50年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兴盛，中国企业、工厂服务社区化、社会化的态势不断增强。在疫情发生的背景下，企业、工厂服务社会化、社区化的态势显示出劣势。在疫情冲击下，今后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可能会退出社区食堂，而重新拥有自己的“小食堂”，居民对企业和工厂区周边的农贸市场或者菜场、贸易中心服务的依赖会降低。如果鉴于安全性或者风险的考虑，这类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环境可能会长期恶化。另外，在服务社会化的背景下，很多企业只保留了最核心的部分，而将其余的非核心活动，都委托给市场经营。在疫情所造成的社区分割、集体活动降低的态势下，一些对企业、工厂有必要的辅助性活动，可能会出现自给化的趋势。或者至少会部分地出现类似的现象。

3.人口居住社区分散化的态势可能会逐步增强

人类的经济活动，在最初的阶段是各自为战，自给自足状态。随着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人口居住集聚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但随着居住集中化的出现，相关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比如，环境比较拥挤，污染可能会增加，噪音会增加，人均绿化会很少，人口居住分散化就会逐渐兴起。在美国、欧洲，这种现象已经在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在传染病等疫情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人们居住社区分散化的趋势可能会加快。从城市层面看，城市中心人口密度下降，人口居住向郊区拓展，进而追求更高质量居住与生活的态势可能会在未来不断增强。

4.制造生产方式会按照人际交流依赖性强弱而出现分化

某一产业、某一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往往会集中在最具比较优势的地理区位，并且生产的规模往往会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因为厂商会支付最低的生产成本，而在交易成本很小的条件下，这会导致每一产品的厂商获得最大的利润，每一个消费者都获得他想要的产品，整个社会的福利会达到最大化。但这一生产和制造方式是以交易成本很低，并且人际交往、贸易、运输、分配等非常自由和方便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结论。当人际交往、交易、运输、分配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危险上升时，交易成本可能会上升，制造业生产就很难获得最优生产规模，或者即使获得了最优生产规模，但是由于疫情所导致的分配、运输、贸易、交易的危险大大提升，可能使得中国制造的生产方式会按照供应链的不同环节而出现分离，那些难以分开的生产性环节或者链条将仍然采取集中性布局，相反，那些可分性的运输、分包、配送、交易等，可能会在地理上分散开来。经典的表现是，物流、配送等环节会在地理布局上分散化，但生产性环节可能仍然保持集中性布局。

5.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自助化、自动化会进一步强化

一直倡导的基于互联网和办公自动化等方式来实现人们工作地点的居家化与分散化会突破传统工作和生活习惯，进一步强化。“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这种基于互联网和办公自动化的智慧办公模式再次兴起，也使得人们居家办公，减少往返于家庭与办公地点之间的通勤变得更加必要，人们办公和工作中对人际交往的依赖程度也会大大降低。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而言，这意味着区位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而人力资本跨地区、长距离的配置可能性会增长。反过来，这又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6.公共服务无人化、自助化、自动化水平会提升

传统上，城市的公共服务往往采取相对集中的方式供给，因为这样做的成本低，使用效率也高。但在人际交往、通勤的危险性上升时，中国公共服务提供将可能向自动化、无人化和自动化方向转型。由于人口居住地的相对分散，中国的公共服务将可能下沉到社区、下沉到基层。这意味着，在人际交流的危险增大，或者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下降时，中国公共服务地理配置的方向将向基层、社区变化，中国公共服务提供的分散化提供、偏平化供给将成为可能。

7.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会由于疫情而向着分散化、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传统上经典的中心外围模型所支配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将有所弱化。由于人群和企业在较小地理区域上的集中将会产生更大的成本和风险。这种成本不仅表现为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而且还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勤成本的上升，中心区污染的上升。如果再加上由于人员在狭小地理区域可能导致的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传统上导致中心外围模型的成本和收益格局将发生逆转，并使得原先的集聚效应向扩散效应转变，区域经济格局将可能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二、结论与启示

综上，新冠肺炎疫情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导致了人际面对面交往、学习、贸易等活动的风险性急剧上升，这会使得商务、学习、办公虚拟化程度上升，这类人际交往密集型活动的依赖性下降，企业、商务以及人口居住集中化的必要性降低，分散化的趋势强化，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下降，由此，中国制造生产方式、中国人整体工作和生活方式、中国公共服务自助化、自动化水平会提升，传统上中心外围支配的发展模式向均衡化方向发展。

这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是，如果趁机转危机为机遇，对中国工作学习、生产与制造方式、商务学习和公共方式、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人口居住区布局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减少不必要的人际交往互动，提升自主化、自助化、自动化、智慧化、智能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与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典”疫情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冲击，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次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转变的契机。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