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元共治：从社会与公民创造“软治理”

　　林尚立：从一个社会的发展角度观察，几乎所有的城市比其所在的国家命运更为久远。民族在变化，国家在更迭，政府在轮换，但是城市却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成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最为久远的历史空间载体之一，这也就是“千年营城”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城市的最基本的活力在于城市社会的成熟与发育，在于城市治理形态中公民素质的提升与公民参与结构的完善。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表明，城市是文明创造与发展的动力。这决定了城市集聚的要素与城市内部分化的趋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平衡与协调城市集聚性与分化性的城市治理或城市政治，就必须有很强的调适性，对社会的自治和自主空间充分尊重，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多元力量的共治与合作，形成一种协作治理的结构。

　　除了现代城市要具有强大的精神空间之外，城市一定要有很强的社会自治品质。现代城市固然需要政府治理，但其出发点不是政府的“硬治理”，而是社会的“软治理”。

　　韩福国：因为没有现代的“市”，也就没有现代的“城”，没有城，也就没有政府存在的必要，而现代的市的本质，是基于利益互换与互惠的自律与自治，所以，城市天生具备自治的秉性。现代城市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在现代城市的自治传统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脉络都在现代城市中得以萌生和发展起来。

　　林尚立：现代城市治理所追求的善治，是建构在城市自治秉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之上“多元共治”，所以，如果不能激发城市自治秉性的城市治理，不论一个城市如何创新与发展，其最终形成的治理形态都一定是“跛脚”的治理，因为它失去了城市治理中最为基础也最根本的治理要素——城市社会的自治，忽视了城市建构的最根本目的——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治、自制和自立。

　　人不仅是趋利的，但同时也是向善的。现代城市的集聚性与分化性，最核心的是人的集聚与分化。“强化的个人责任，加上随之而来的行动自由，便是复合社区中政府的必要发明之一。”这决定了城市平衡与协调的起点是对人的趋利性与向善性的平衡与协调，其关键基础就是现代城市政府要保护和维持城市具有的强大社会精神空间。这具体体现为城市具有开放的心态、厚实的文化、共同的价值以及创意的活力。因此，现代城市的“软治理”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现代城市在治理结构的不断生成中，要持续形成城市的开放式治理结构，鼓励公民对城市治理的多元参与渠道，保证公民对城市治理的评价权利。

　　“宇宙的智慧体现在其社会性上”，宇宙“使一切高下有序，互惠合作，它让所有事物都各得其所，它将最适合最能和谐相处的事务安排在一起。”实践表明，城市治理的创新与发展，在带来城市治理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多元力量不断发育，社会组织不断丰富和多元，这给城市发展新要素的产生提供了持续空间，从而使城市获得新的发展的资源与动力。

　　因此，城市的多元共治需要城市社会的良好发育，需要现代城市公民的逐渐成熟和公民责任的担当，进而形成对城市发展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从城市社会和城市公民中创造出来的“软治理”与依据法律和公权的政府实施的公共硬治理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对城市自然和历史的“元治理”的真正尊重和保护，

五、智慧城市：从信息与技术创造“巧治理”

　　林尚立：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和城市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上各个城市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信息以及其他现代技术，改变了城市的内部存在结构，改变了城市间的关系，改变了国家内部的城市层级与世界网络，也使得城市成为一个网络治理社会。

　　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需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数字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出一个在自然环境日益美好与城市业态日益完善的基础上的现代“智慧之城”。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城市“巧治理”的需求，现代城市已经无法依靠传统的治理手段来应对这个复杂化的社会。

　　韩福国：国际上的信息化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建筑规划领域、城市地理领域、文化和通讯技术领域等。就研究的重点而言，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包括对技术本身对城市规划、管理影响的探讨、对城市宏观层面上发展的探讨以及对城市微观层面上发展的探讨等。

　　数字信息化的时代，使得城市的发展形态呈现出现了许多新的概念，如“连线城市（Wired City）”、“电子时代城市（City in the Electronic Age）”、“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知识城市（Knowledge-based City）”、“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虚拟城市（1nvisibleCity）”、“远程城市（Tele city）”、“信息化城市（1nformational City）”、“比特之城（City of Bits）”、“网络城市（Network City）”等。

　　周蜀秦：现代信息和其他现代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于“数字城市”以及“智能运输系统”的实践之中。“数字城市”（Digital City）是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通过遥感、遥测、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国际上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套较完善的ITS交通体系，它能够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引起城市功能的变化，因而交通方式的信息化在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内部扩展结构。

　　林尚立：信息网络导致城市群体空间的重组，网络空间以现实空间为基础，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叠置互补，这将导致迅速的生产和消费全球化过程，以及产业、组织和城市区域的大范围重组（Restructuring）。由于信息产业的区位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城市产业空间的不断形成，使得城市表现出崭新的空间重组，这改变了城市群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全球的视野观察，全球性空间经济系统也发生转变，大致由三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构成：核心区，即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区域；半边缘区，即新兴工业化地区和部分老工业化地区；边缘区，即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使得许多城市的职能定位，需视其所处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定位而定。

　　信息的高度集中以及对于交流的高层次需要会引起某些特定的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高度密集，于是新型的城市聚集与扩散的矛盾在更高的层次上出现，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城市结构城市。信息化以新的原则形成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它以集聚和分散两种空间极化过程的并存为特征。-在城市空间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信息化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共处模式。工业时代以来，传统的规模化生产消解了城市市民的许多个性化需求，有限的空间让位给“钢筋水泥”的密集建筑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人们要求“回归自然”的呼声日益高涨，现代城市生存体系对于生态环境、城市人文景观等因素的重视日益突出，因为信息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资源重复利用技术、资源替代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出现，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可能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韩福国：同时，信息化使得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公众参与，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每个人借助信息手段，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网络节点，同时“大数据”的处理功能，也使得多数人的参与具有了表达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政府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这有利于实现政府工作的公平、透明与高效，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

　　林尚立：从另外一个方面观察，信息化也是的现代城市的公共危机的应对和管理发生了一个新的呈现形态。“网络空间”（Cyber Space）产生的“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改变了城市人们的交往方式，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得人群的集聚变得更加不可控，许多公共事件的产生和蔓延也使得传统的危机应对方式缺乏了相应的空间和时间。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大量人口集聚结合在一起，就要求现代城市政府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治理中，信息合法性的管理将成为城市管理主要的任务之一。城市政府应该在尊重网络空间带给人们以信息的共享自由和信息披露的自由的基础上，对于信息共享的安全性进行管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现代信息管理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隐私权，防止不法企业和个人对非经本人同意的信息使用和出售，而不是因为部分的虚假信息出现，就走向所谓的“网络管控”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样，就失去了信息化带来的城市治理之“巧”。

六、城市治理时代需要现代政治智慧与治理技术

　　林尚立：“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到W.M.惠勒（W.M.Wheeler）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所以，我们在集聚与分化这两个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良好的城市治理需要从“元治理”、“硬治理”与“软治理”和“巧治理”四者之间的合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治理体系，而不是特别倚重于某一个具体的治理部分。

　　事实上，这是个治理的环节既呈现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现代城市所需要的多元治理体系的复合性需求。同时，只有四个治理的环节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现代城市的集聚功能才能推动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分化功能才能创造更加有活力的城市治理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当中，就需要城市政府具备现代的政治智慧，通过政府的制度载体供给和政策行动激励，使得现代城市的“元治理”、“硬治理”、“软治理”和“巧治理”之间相互匹配，形成一个完善的、功能明确而又相互配合的整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依靠经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现代城市一定要实现集聚的功能，各种资源要在城市空间内形成一种有效的集聚效率；同时，现代城市一定要实现分化的功能，社会才能不断地创造，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力量。要在集聚功能发挥的基础上使城市合理的分化而不是分裂，就需要当下的政府提供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城市的集聚与分化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连接结构，形成二者之间的有机匹配，而不至于形成单纯的过度集聚而缺乏分化的活力，也不至于过度的分化而导致城市发展的分裂。

　　周蜀秦：因此，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治理的环境，在现代技术得以充分的利用基础上，使得城市的发展可持续。城市创新的要素得到有机组合，城市的需求转化成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创新获得有效的资源支撑。

　　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治智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会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重新认识坐标，现代城市政府应该使得城市从一个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结构，转变成一个全球化网络节点的城市发展体系，同时，把国家内部的基于行政和区域的城市匹配层级结构，转换成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城市发展体系。

　　韩福国：刘易斯•芒福德针对国际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正当西方文化中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的时候，却把城市的性质和目的，忘得一干二净：最聪明的人不再懂得社会，生活的形式，而最无知的人却准备去建设社会生，活形式。或者不如说，无知的人毫无准备，却硬是要进行建设。”这是中国现代城市治理中，政府和社会最应该避免出现的未来，换句话说，只有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产生。

文章来源：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