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刚，男，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深圳 518055）。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经济腾飞、富民强国的奇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和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70年前，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经济学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即使是在经济学界，了解发展经济学的专家和学者也不多。而70年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可以说，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旨在回顾和总结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引介、传播与发展的主要历程，并以此致敬那些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传播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一、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如何迅速发展本国经济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发展经济学通过对各种发展理论和战略进行比较，研究不发达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诞生一方面出自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为使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把它们的未来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所做的努力。但是，发展经济学缺少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这加大了学科研究的难度，使得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者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49）是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专著，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9年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1969年英文版再版，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影响很大。他的许多观点被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吸收，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此外，在1945年前后，中国国内学者关心祖国的前途，有不少人撰写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如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1944）、翁文灏的《中国经济建设与农村工业化》（1944）、周宪文的《中国经济的两条路线——工业化或农业化》（1945）和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通论》（1947）等。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迅猛的发展。1979年11月，为增加对当代国外经济学及其研究情况的了解，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委托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系统介绍当代国外经济学说。在这个讲座上，北京大学范家骧教授以发展经济学为题第一次将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中国高等院校的课堂；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教授主讲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张培刚教授主讲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都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198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其中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者谭崇台教授撰写了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发展经济学》，揭开了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引介、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序幕。1988年，陶文达教授撰写的《发展经济学》和杨敬年教授撰写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先后问世。1989年，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出版。1991年，张培刚教授的《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出版。1989年，发展经济学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列为中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1992年7月，由陶文达任主编、黄卫平和彭刚任副主编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发展经济学》出版，发展经济学成为中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春天。有关经济发展的论文、专著和教科书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大量本科生、研究生涌入发展经济学的课堂。以张培刚、谭崇台、陶文达、杨敬年为代表的中国发展经济学者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发展经济学者。1986年，陶文达教授率先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88年3月，张培刚教授创立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为华中理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谭崇台教授创立了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在老一辈发展经济学者的带领下，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

中国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了解和学习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还主动走出去，由国家派出留学生到发达国家系统地学习发展经济学。1985年，在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的积极推动下，国家分批派出留学生前往意大利经济发展研究院攻读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清华大学孙礼照、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张勇等6位同志经过2年的刻苦拼搏，全部顺利荣获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87—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彭刚、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张群和原国内贸易部邓红国3位同志经过严格的考核被派到国外学习发展经济学，并荣获硕士学位。应该说这些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发达国家系统研读发展经济学理论并荣获硕士学位的学者，并且在学成归国后都成了各自领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传播的骨干与领军人物。黄卫平、彭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率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发展经济学和发展计划与项目评估等课程；张勇等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志则集体撰写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等著作。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到国外留学的很多人都已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且大多是以发展经济学家而蜚声于国内外的，如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卢峰等。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传播与发展具有起点高、发展快、变革深的特征。70年来，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者在总结中国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致力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1985年，谭崇台教授在其著作《发展经济学》中提出：“我国属于第三世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遇见，今后还会遇见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类似问题，而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令人难忘的教训。如何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鉴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科学的发展经济学，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任务。”1988年，陶文达教授在其著作《发展经济学》中，第一次专辟章节，明确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在论及发展经济学的出路何在时，陶文达教授强调：“真正能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贫困与落后，真正能解决不发达经济各种根本矛盾的只有概括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建立的发展经济学。事实将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使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和平与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上，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者达成了共识。尽管中国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也都在发达国家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学习，并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深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依据，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出路。令人振奋的是，2011年，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发展经济学教材立项，由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历经7年，呕心沥血、几易其稿，终见雏形，几代发展经济学者的宏图大志正在成为现实。

三、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当中国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者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介给中国读者的时候，他们就在考虑如何赋予发展经济学以新的生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张培刚教授便连续撰文，探讨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论文中，张培刚教授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并具体提出：首先，要以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次，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再次，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最后，既要研究采用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对计划体制的应用，又要研究原来是计划经济的国家如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1992年9月，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运用历史的、综合的分析方法，首次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专著。2002年10月18日，“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研讨会暨张培刚教授九十华诞庆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随后举行了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再版、《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和《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以及张培刚教授与廖丹青教授合著的《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等4本发展经济学经典著作的首发仪式。这是张培刚教授倾其毕生精力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事业的卓越贡献。张培刚教授以他几十年来对经济发展理论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者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理论丰碑。

1999年11月，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一书问世。该书篇幅浩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书中系统阐述了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详细介绍了内生技术变化增长的思路、开放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书中探讨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创新、市场完善、金融深化、政策调整、体制转换、制度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不拘泥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约束，对涉及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历史经济学、经济发展中的寻租活动与寻租理论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从而使国内发展经济学界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四、引领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林毅夫教授和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发生在林毅夫教授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一周年之际。更确切地讲，是在2009年6月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期间，林毅夫教授作题为《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的。2011年，林毅夫教授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时，再次以此为题发表演讲，英文稿发表于同年《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第26卷第2期，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纲领性奠基之作。新结构经济学运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内生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林毅夫教授在给他的学生、年轻的发展经济学家王勇所著的《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的序言中，在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程进行总结评价的基础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精辟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是因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满足许多新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强调克服市场失灵，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的方式直接配置资源，发展发达国家当时拥有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产业。遵循这种政策建议的国家在早期取得了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增长后，经济普遍陷入停滞状态，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开始反思结构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由此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强调克服政府失灵，主张按“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的改革措施，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却是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增长速度较之前缓慢，危机发生较之前更为频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少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重点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并利用工资优势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实行这种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将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他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成为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启动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式的双轨制，即对原有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传统的、受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并设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因势利导，促其发展。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这种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中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而实现成功发展的。少数取得稳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自身的成败经验来总结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则需与之相适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状况各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资本较为稀缺；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不了解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误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产业发展不起来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现代化产业。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这类产业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取得快速发展，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才能发展起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未能正确认识政府失灵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扭曲，是政府为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存在的。若取消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进而引发失业和动荡，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同时，一些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产业是国防产业的基础。为避免社会动荡和损害国防安全，转型中国家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取消保护补贴后，实施隐蔽的保护补贴，但其效率更低。新结构经济学为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的成功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即给予原来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保护，有助于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放开对原先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的资本快速增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逐渐获得了自生能力，当传统部门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时，再取消保护补贴，就可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一个经济体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经济取得稳定、快速、包容发展的有效途径。充分竞争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随着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必须随着产业和技术提高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不足，但由于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只能针对所要发展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来完善基础设施，也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采用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才能发挥政府所应该有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尚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领先、快速发展的发达国家。我们不能因为有产业政策失败而否定一切产业政策的必要性。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要职责就是探讨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条件，向政府决策者提供参考，以降低产业政策失败的概率。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政府所要支持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长期的保护补贴，这就导致了资源错配，滋生了寻租和腐败行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因势利导使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产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同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在国际竞争中，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因此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总成本太高而缺乏竞争力。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成本，并给予先行企业一定的激励，以补偿其外部性，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7月，第十一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在温州召开，大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结构经济学”为主题，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的主旨报告，引发了强烈反响。这届学会的召开标志着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发展经济学者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在当今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界，对于新结构经济学还充满了分歧和争议，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出现代表了中国发展经济学者在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潜心探索和创新贡献，彰显了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发展经济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不懈探索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林毅夫教授出版的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 and Vi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中文版《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中文版《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World Bank，2012）（中文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The Quest for Prosperity：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Take Off（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中文版《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Going beyond Aid：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中文版《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Beatingthe Odds：Jump-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中文版《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6本专著共有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18篇推荐序，并且《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2011）、《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11）、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14）等期刊都出过专辑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其中《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view》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专辑讨论的引用率高，2016年的影响因子比2014年提高了0.61，在经济学期刊的国际排名中提升了121位。在实践中，新结构经济学获得了非洲、亚洲许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工业现代化实践中产生了立竿见影和星火燎原的效果。2015年10月，波兰法律和公正党正式宣布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波兰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

目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已经在国内和其他院校与单位成立了许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或研究分院，已经成立和达成意向积极筹备的已达23所。截至2019年6月30日，北京大学已举办新结构经济学的国际夏令营5届、冬令营4届、国际学术研讨会5届。在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团队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下，新结构经济学正在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成为广大民众改变贫穷现状、走向富裕生活的理论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者开辟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提出了新课题。林毅夫教授反复强调，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号召大家同心协力来挖掘。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们必将会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研究对象，把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