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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痛点与对策
作者:轩会永 苏… 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点击数:142 更新时间:2019-12-7 13:24:37

作者简介:轩会永,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732)。苏红键,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作为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全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关键组织节点,是具有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顶级城市。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移。研究探寻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路径,对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科技、信息等领域的控制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全球城市理论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应用提供了生动的城市实践。

一、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四大痛点

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与纽约等顶级全球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城市存在的差距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一些差距较小,且对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影响不大,另一些差距则非常显著,成为了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的掣肘,构成了国内城市建设全球城市的短板,这些短板亟需重点加以突破。研究发现,国内全球城市建设在经济密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总部经济4个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分别是经济能级较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研发创新不足、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程度不高。

1.经济能级较弱

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缺乏相应的经济体量,就无法形成全球城市的控制力和辐射力。虽然,广州已经初步具备了建设全球城市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个经济能级与顶级全球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人均GDP来看,2018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分别为2.1万美元、2.0万美元、2.3万美元和2.8万美元。其中,北京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京的28.7%、伦敦的27.3%和纽约的17.6%;上海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京的27.5%、伦敦的26.1%和纽约的16.8%;广州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京的31.3%、伦敦的29.7%和纽约的19.2%;深圳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京的38.0%、伦敦的36.0%和纽约的23.2%。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中人均GDP最高的深圳,也不及东京和伦敦人均GDP的一半,不到纽约人均GDP的四分之一。从经济密度来看,2018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分别为0.28万美元/平方千米、0.78万美元/平方千米、0.46万美元/平方千米和1.83万美元/平方千米。其中,北京经济密度仅相当于东京的6.0%、伦敦的6.3%和纽约的3.3%,上海经济密度仅相当于东京的16.7%、伦敦的17.7%和纽约的9.2%。广州经济密度仅相当于东京的10.0%、伦敦的10.5%和纽约的5.5%。深圳经济密度仅相当于东京的39.3%、伦敦的41.6%和纽约的21.6%。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当中经济密度最高的深圳,其单位面积的经济增加值仍不及东京和伦敦的一半,不到纽约的四分之一。因此,大幅提高经济密度、增进城市经济能级,为全球城市发展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全球城市建设尤为重要。

2.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Sassen1991)把全球城市视为全球的资本服务中心,认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作为现代产业的高端形态,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关键产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大多具有跨国业务背景,这些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有利于加深中心城市与其他全球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化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枢纽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与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从规模上来看,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1591亿美元、1232亿美元、921亿美元和799亿美元。其中,北京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东京的31.6%和纽约的18.1%,上海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东京的24.5%和纽约的14.0%,广州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东京的18.3%和纽约的10.5%,深圳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东京的15.9%和纽约的9.1%。从结构上来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分别为38.3%27.2%15.9%24%,仅相当于纽约生产总值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的81.4%57.9%33.8%51.1%。可见,无论是在高端服务业的规模上还是结构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存在很大的跃升空间。

3.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

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31个产业和经济部门为基础,借助162个创新指标对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东京、伦敦、纽约在2018年全球50个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中分别位列第1位、第2位和第4位,上海和北京分别位列第35位和第37位,广州和深圳没有进入前50榜单。根据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旗下管理咨询机构思略特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显示,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东京拥有15家,位列全球第1位;伦敦拥有10家;上海和深圳分别仅有5家和3家;广州则没有企业进入全球创新企业1000强榜单。从创新1000强研发总支出来看,2018年,东京以453亿美元的研发总支出位列第1位,纽约和伦敦分别以128亿美元和94亿美元位列第2位和第3位。上海、深圳和广州的研发总支出分别为226亿美元、65亿美元和32亿美元,上海、深圳和广州与顶尖全球城市相比,研发创新还存在明显差距。

4.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程度不高

企业总部高度集聚是全球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总部的集聚,使中心城市在职能分工方面成为企业管控部门的集聚地,中心城市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息和知识溢出好处,并在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人才,同时,企业总部集聚会促使企业生产部门向中小城市转移,又可以为中心城市腾出新的发展空间(肖林,周国平,2017)。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上海、深圳、广州落户的分别仅有8家、6家和3家。而东京则拥有38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纽约和伦敦也分别有17家和14家。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收入与东京、纽约也相差甚远。在金融和保险服务企业总部方面,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17全球银行排名》显示,全球银行50强,纽约拥有4家,总资产为6万亿美元;伦敦拥有5家,总资产为5.5万亿美元;东京拥有4家,总资产达到7.2万亿美元。在中国的国内城市中,除北京有8家银行进入榜单外,深圳只有2家银行(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上海只有1家银行(浦发银行)进入全球银行50强,广州没有银行机构进入榜单。从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的《全球保险机构品牌100强》来看,在全球保险机构品牌价值100强中,东京拥有7家,纽约和伦敦分别拥有5家。而在中国,北京拥有4家,上海和深圳只有1家,广州没有一家保险机构进入100强。在管理和信息服务企业方面,2017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0强中,伦敦占据了11家,纽约和东京则分别拥有6家和7家,而深圳只有2家,广州则没有1家机构入围。

二、国外建设全球城市的经验启示

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在全球城市建设中的经验和战略规划制定虽然各有侧重,但通过梳理和分析仍可以探寻到一些共同规律。例如,纽约、伦敦、东京3个城市在聚集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建设、总部经济建设、增强全球枢纽门户作用等方面有相似的举措,可以作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建设全球城市的借鉴。

1.聚焦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建设

纽约、伦敦、东京非常重视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把创新视为全球城市增长的最强动力。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主要从培育本地创新力量和聚集国际创新要素展开,全球城市的创新不仅集中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还不断拓展至人文思想、创意设计、技术与管理等领域。与此同时,纽约、伦敦、东京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如提升城市开放度、出台创新扶持政策、增强社会文化多样性、培育企业家精神等。以纽约为例,纽约先后推出“应用科学”计划、“众创空间”计划、“融资激励”计划和“设施更新”计划。“应用科学”计划吸引了全球顶尖的理工高校在纽约建立分校和创新园区,为纽约引进和培养了大批创新性人才。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共建的康奈尔科技园,通过产学研合作,为很多大企业解决了众多实际问题。“众创空间”计划大大降低了创新创业门槛,促进了初创科技公司成长和纽约各区的均衡发展。“融资激励”计划既包含小微企业的融资补充计划,又有租金优惠、税费抵扣、能源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还配以高效的服务和管理体系,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设施更新”计划通过完善网络建设,提高了信息数据传送速度,提升了信息共享水平(莫大喜,2019)。

2.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纽约集聚了世界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财政资金,17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坐落于此。根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的分析测算,纽约证券交易所以10.5亿美元位列2018全球最有价值的十大证券交易所品牌第二位。伦敦聚集了数量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有接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半数的国际股权交易在此发生,集聚了接近3万亿英镑的全球资产,有超过450家外国公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2018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有600家企业筹集新资本370亿欧元。此外,伦敦还承揽了近36%业务量的全球场外衍生金融产品,有近500家跨国银行在伦敦开展国际银行业务,这些业务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同时,伦敦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和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集中了两成的全球水险业务的和三成的全球航空保险业务,是全球保险和再保险中心(李亚敏、王浩,2010)。作为日本的经济中心,东京的综合实力在亚洲城市中遥遥领先,本田、丰田、索尼、佳能等享誉世界的日本企业均位于东京。

3.增强全球枢纽门户作用

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战略规划中,纷纷将机场、港口、城市轨道交通、数据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方向,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加速国内国际要素流动、提升城市枢纽门户作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东京在《东京都长期发展规划——以建设“世界一流大都市——东京”为目标》中提出,在2025年之前形成广阔的海、陆、空城市交通网,具体措施包括对羽田机场进行扩容、对大井等现有码头进行调整和功能强化、推进各种交通工具间相互协作、处理好城市中心各个据点与机场及临海区域的联系。纽约在其全球城市规划《One NewYork: The Plan For a Strong and Just City》中提出与提升城市交通水平相关的9个计划,分别是为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提供足额资金支持、改善现有运输服务、规划扩展几个重点交通网络、增加城市自行车车道、提高老年人和残疾人士交通出行的便利性、提升城市卡车的清洁性和效率并增加水上和铁路交通的比例、增加机场运载力、提高抵达区域内三个主要机场城市交通的便捷性、优化城市道路、桥梁和高速公里基础设施。

东京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功能布局围绕交通枢纽展开。东京城市中心和副中心都是围绕交通枢纽开展规划和建设的。二是通过地下廊道和大量的出入口将周边建筑与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利用综合交通枢纽将商店、商业街、银行、会展中心等与出租汽车站、公共汽车站和地下停车场连成一体,实现建筑群体与综合交通枢纽的一体化,大大节约交通出行成本,提高城市的运转效率(余柳、刘莹,2013)。此外,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通勤铁路规模均远远大于地铁规模,并且交通网络定位明确,地铁功能主要服务于城市中心城区的中短距离出行需求,市区和郊区的中长途通勤交通和客运运输则依靠市域通勤铁路来完成,其他轨道交通专线、快线功能主要服务于火车站、机场、码头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冯纪朋,2017)。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轨道交通网络层次相对都较为单一,不同类型轨道的交通动能需要进一步明晰,市中心与郊区、郊区与周边市县的通勤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六大建议

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主要表现为高效连通性、核心枢纽性、节点管控性和强力吸引性四个方面。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其他一般城市难以复制和取代的,并构成了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全球城市建设的战略思路应在核心功能上补短板和拉长板,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把短板补足,把长板做大、做强、做到极致,并在核心功能上形成特色,增强不可复制性和难以取代性。根据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的特征,结合国内城市的基础和未来全球城市的发展方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全球城市建设应在以下6个方向重点发力。

1.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全球城市经济能级

一是通过发展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先进制造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目前,国内城市仍处于前服务业及从高增长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一定要避免落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外部引入,金融、信息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都要有现实的高级生产制造业部门作为服务对象。通过促进现代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紧密结合,持续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依靠先进技术的渗透提升制造能力,延伸价值链条和产业链条。二是重点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市场和前沿技术上实现突破。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将高端生产性服务的范围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2.优化城市立体交通网络,构建全球城市枢纽通道

全球城市大多是通过大规模的资源要素流动及其卓越的资源配置功能和广泛的连通性控制能力指挥全球经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目前都已经初步构建起交通网络,但是与顶级全球城市相比,仍存在很大不足,主要体现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枢纽之间互联互通不足、路网整体运行效率不高、智能化信息网络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因此,建设高标准的城市交通网络对于国内全球城市连接度的增强和城市能级的迅速提升至关重要。首先,在机场建设方面,要加大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机场的运营效率和旅客服务体验。从全球城市机场的建设状况来看,东京拥有羽田和成田2座主要国际机场;纽约拥有纽瓦克自由国际、拉瓜迪和肯尼迪国际3座主要国际机场;伦敦机场数目更多,达到了5个,分别是斯坦斯特机场、卢顿机场、南部城市机场、盖德维克机场、希思罗机场。其次,在城市建设层面上,伦敦和东京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均超过了1.2亿人次,纽约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也超过了1亿人次,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2座城市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1亿人次,广州、深圳与纽约、伦敦和东京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再者,在港口建设方面,应进一步提升港口综合通过能力和公共航道锚地适应能力,提升港口产业物流园与国际邮轮等配套码头设施水平,同时加强与国内顶级互联网公司与通信公司的合作,将5G技术应用于港口建设,推动智慧码头、绿色码头和自动化码头建设。最后,在城市交通方面,要着力构建集约化高效型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注重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提高城市群区域内交通的通达性和便捷性。同时,加强与城市群外部城市的路网连接,强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枢纽地位。

3.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激发全球城市发展动力

近年来,尽管国内城市科技创新投入稳步提高,但创新功能尚不完善,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仍旧存在不小差距,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要积极培育全球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是强化原始创新,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国家战略为契机,大力支持区域内知名高校建设,重点提升数学、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中医学等优势学科基础研究水平,着力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和特色学科。二是构建创新引领型科技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推动基础前沿工程和重大战略项目建设,瞄准产业链创新需求,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探索建立与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匹配的大区域技术交易中心,培育一批技术转移服务中介机构,打造高端技术转移的国际中心。三是与区域内城市建立相互信赖的稳定合作创新链。协同疏解影响区域科技合作的政策难题,协同出台有助于区域科技合作的政策,协同制定推动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政策。

4.提高总部规模能级,打造全球资源配置平台

跨国企业总部是城市空间格局重构的主要力量,跨国企业总部的集聚对提升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为大幅提高总部规模能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应从培育壮大本土总部企业和引进内、外资总部企业等方面采取多种举措。一是培育壮大本土总部企业。加强本土制造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船舶、港口、机械、海洋工程、汽车、电子、化工和采矿等重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提升本土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提升本土企业产业链层级,把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做大做强,促进部分加工制造环节有序向外转移。二是加大外资总部企业引进力度,优先引进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高端的企业总部和新兴信息技术创新型企业。提升产业转移集聚区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水平,重点引进欧美和亚太地区金融保险、研发创新、航空航天、专业服务、高端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

5.深化区域开放合作,拓展全球城市成长空间

全球城市作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其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发挥需要依靠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应突破有限的市域范围,立足更大的空间,发挥好在城市群内部的引领和协调作用,加强与国外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与交流。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产业协同和经济联系,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二是在空间结构上构建网络化、多中心的大都市圈空间格局,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影响范围扩展至城市群范围之外的更大区域,支持全球城市的可持续成长。三是强化制度和机制的区域协同。在全球城市发展规划制定上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加强联动,在交通、生态、科技、人才建设等方面建立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机制。四是加强与世界城市的经济文化交往,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机遇,增加友好城市数量,构建与友好城市的长期沟通机制。

6.强化全球城市环境支撑

全球城市发展环境主要包括营商环境、人才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这些环境的改善对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的提升有强大的支撑作用。一是营商环境方面,与一般城市不同,全球城市的营商环境服务对象多是跨国企业的全球总部或者地区研发、财务管理、营销等职能总部,跨国企业对营商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随着国际产业布局的变化,东南亚、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城市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加大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形成一定的挤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应提高营商的法治化、便利化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等方面尽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人才环境方面,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使用和评价机制,完善国际人才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使创新者、发明者能够分享合理收益,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子女入学、医疗等优质服务,创造一流的国际人才工作和创业环境。三是生态环境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的重要特征,也是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应积极推进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将环境要素融入经济社会领域的体制机制,在生态安全、生态恢复和生态发展方面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6

文章录入:zhouying    责任编辑:zho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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