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竹兰，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关村天成创新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 100872）。

原始型创新有其内在的运行过程，即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中国的创新是从推广扩散式创新开始的，在推广扩散式创新向逻辑推理式创新进步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总体上还处在模仿引进模式中，某些地区与行业正处在解释规划式创新向直觉突破式创新过渡的阶段，很多地区或行业甚至处在从逻辑推理式创新向解释规划式创新过渡的阶段，但是只有直觉突破式创新才是真正的原始型创新。因此，中国的创新过程具有显著的逆创新特点，目前正在从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爬坡进程中。实现原始型创新需要不同于赶超型创新的体制环境，要在厘清原始型创新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地进行制度环境的建设和改善，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的原始型创新。

一、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

从全球创新的结构关系和动态过程看，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是：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原始型创新的起始阶段一定是直觉突破式创新。

直觉突破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一阶段。创新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充分认识到自己先天遗传的天赋特长、个性本能，通过家庭和社会培养形成兴趣爱好，在追求兴趣爱好过程中保持持续探索的激情与冲动，逐渐形成非凡的想象预见，顿悟生成超常的创意灵感，为下一步无中生有地生产出未来产品或服务提供愿景。

原始型创新的第二阶段是解释规划式创新。由于在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灵感创意具有想象性、预测性特征，创新目标是相对模糊的、初步的，甚至是猜测的。因此，需要有一个解释规划的阶段才能逐步明确。解释规划式创新就是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解释、修正和完善，成为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具体项目或具体产品。更重要的是，解释规划式创新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提出的创意，赋予其更多层面、更广范围的创新价值。也就是说，解释规划式创新的功能不仅是就解释而解释，而是在解释中优化和具化直觉突破式创新。直觉突破式创新只有经过解释规划式创新，才能进入具体可操作的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

原始型创新的第三阶段是逻辑推理式创新。也即解释规划式创新阶段的成果。虽然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的创意灵感已经具化为某一项新型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但是如何能够在实践中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需要无数次的实验，从明确是什么到如何做，是原始型创新的两个不同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型创新只有进入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才真正落地，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验，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寻找到科学的生产原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方法，通过具体的操作生产出原始型创新的产品与服务。原始型创新不仅需要无中生有的创意灵感，也需要专注严谨的能工巧匠，这就是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的重要价值。

推广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四个阶段。经过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和逻辑推理式创新，原始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已经成型，或者是生产出产品，或者是产生新的服务模式。如何将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推广，这就需要推广扩散式创新。在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创新者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获得创新的收益，更让全社会分享创新的文明成果，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首先是原始颠覆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的扩散，这是物质层面的扩散；在物质层面扩散的背后，是利益价值链的扩散，也即当原始创新者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获得满意的利益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需求的满足。在利益扩散的背后，也包含着文明的扩散，每一次原始型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扩散，不仅是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继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管理方式。

二、中国的逆创新发展历程回顾

原始型创新的初始阶段是直觉突破式创新，直觉突破式创新经过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各阶段，将创意变成产品、变成服务、产生价值、造福社会。如果没有直觉突破式创新，其他创新的环节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中国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没有合格的创新主体以及相应的直觉突破式创新的体制环境，只能是从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最后阶段——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进入逆向推进，然后慢慢逼近原始型创新的前沿。中国的创新是依据原始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程度以及原始性创新环境建设程度逐步推进的逆创新过程，目前正在从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的爬坡中，还没有达到世界原始型创新的前端。这一判断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基本相符。

第一阶段：中国的逆创新首先从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开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引进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技术成果以及相对完备的成套设备，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国内市场，生产符合本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同时也关注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成为国外品牌的组装者和消费者。推广扩散式创新吸收且集聚了大量初级劳动者，开辟了农民向市民转型的通道，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积累企业发展资本，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只能针对中国市场及国际市场的需要进行消费模式、销售模式的创新，北京中关村、深圳华强北就是这样起步的，这确实是中国创新的开始，但其显然是处在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末端的。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逆创新从推广扩散式创新进入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在推广扩散式创新积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基础上，中国进行了集成创新与产品创新，虽然仍是引进模仿，但不再简单地为外国品牌组装，而是在引进国外核心技术的同时开始对产品功能、产品结构、产品外观进行实用新型创新，逐步培养本土品牌，如联想计算机、海尔冰箱、格力空调等。企业提升了服务质量，创造了市场认可的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政府也开始思考重点科技领域、重点产业领域赶超的目标，制订计划、配置资金、指令管理、严格考核，自上而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施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工程。比如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立的诸多项目：有科技部的97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科学基金，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以及教育部的211工程、985工程、2011工程等。

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2015年左右，中国的逆创新从逻辑推理式创新进入解释规划式创新阶段。在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开始出现了海归创业者、年轻创业者、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等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网络生态主体，许多拥有发明专利的海归学者努力通过技术转让与企业合作，进一步形成创新联盟。而国内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也开始用自有资金广泛集聚国内外杰出创新人才进行自主研究，开拓新市场，创建企业的自主品牌，获得创新收益。华为、大疆、华大基因就是典型的代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强调大量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并努力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突破。2014年，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继2012年中国R&D经费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后，2013年全国共投入R&D经费11846.6亿元，比上年增加1548.2亿元，增长15％；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达2.08％，比上年的1.98％提高了0.1个百分点。但是没有直觉突破式创新支持的解释规划式创新仍然是在解释国外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对别人的基础研究、发明专利的一种解释，没有自我原始创新能力，解释的程度是有限的，而这种通过有限解释的技术应用，在知识产权制度上是不安全的，随时可能被限制、被要挟。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制裁以及对中国千人计划学者的排斥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中国的逆创新开始爬坡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从市场主体的集成创新和国家层面的项目创新阶段，进入“产学研金企市”结合的核心科学技术创新与企业自主创新，力求将过去在国外产生的原始型创新的源头——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转移到国内进行，不再依赖外国发明专利和核心技术的引进，开始培育自己的原始型创新的源头。在这个创新阶段，更多的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不只限于对利润的追求，而是更多追求个人天赋特长、兴趣爱好、激情梦想、创意灵感实现。而政府也不再局限于对GDP政绩的追求，对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而是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体的兴趣爱好追求，实现社会的和谐美好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环境。

三、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创型创新的体制改革重点

中国的逆创新的前三个阶段可称之为赶超型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是在商业模式上赶超，逻辑推理式创新在生产模式上赶超，解释规划式创新是在技术应用上赶超，直觉突破式创新则是在基础研究层面真正实现原始型创新。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所需要的制度生态是不一样的。在赶超型创新阶段，政府可以根据已有的赶超目标制定政策，甚至通过政府补贴的资金来实现目标。政府确定补贴资格，通过自上而下财政体制给予财政补贴；而在原始型创新阶段，政府甚至整个社会并不知道下一个突破点在哪里，创新在极度的不确定状态下进行，只能靠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探索中发现，政府越提供自由探索的环境，原始型创新的萌芽就越多，反之，政府越用行政规划、资金补贴等老办法管理创新，原始型创新的成果就越少。当然，政府可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对未来发展趋势探索者适当给予孵化资助，这和政府定目标、给补贴是不同层面的政府行为，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而且政府给予一定资助的前提是不能破坏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政府对原始型创新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决定了政府补贴与公平竞争的两难困境。所以政府行为、科学家行为、企业家行为都要围绕直觉突破式创新发生改变，政府如何保障原始型创新人才的权利和自由？科学家如何潜心研究基础科学？企业家如何创建行业领先企业，打造世界级品牌？消费者如何从盲目追求洋品牌到支持国产品牌，甚至直接成为企业品牌的设计者。显而易见，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制度生态是不一样的。

中国如何尽快建立适应原始型创新的制度生态，促进中国从解释规划式创新顺利地向直觉突破式创新过渡，需要如下的改革举措。

1.从专注于紧跟国外前沿到专注于培育国内原创主体

赶超型创新阶段把国外创新的水平高于国内作为创新管理的现实逻辑前提，认为国内人才的总体水平不足以进行独立的原创研究，对标国外最前沿科技、最前沿产业和最前沿产品部署，国内进行跟进性创新研究，大批量引进海外人才，或把基础研究中心撤到国外，国内主要是引进技术与制造产品；到原始型创新阶段，创新管理的逻辑是看到中外创新差距的同时，也看到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中生有创新的潜能，年轻一代中有人可以充分认识自己的天赋特长、个性本能，形成兴趣爱好，在追求兴趣爱好中生成超常的创意灵感，无中生有地生产出未来产品或服务。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获得成功，其他人通常会步其后尘，这是原创型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而全社会都受益于这种外部性，他们是先驱者。因此，在关注国外创新前沿的同时，要注重培育和激励青年一代原创主体。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认为的那样，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任务，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从专注于紧跟国外前沿，习惯于海外引进人才到专注于立足国内培育原始型创新主体，关键之举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而这需要我们对原始颠覆型创新者的人格特征形成社会共识。他们有特殊的无中生有的能力与素质。与一般人力资本比较，他们具有超常型人力资本的素质，一般人力资本的基本素质是：德商——个人的道德人格品质，德商包括对己与对人两方面。对己诚实、负责，对人尊重、宽容等。情商——个人认识、了解、控制情绪的能力。情商包括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自我激励情绪；认知他人的情绪，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智商——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也称智慧、智能。意商——个人意志的强度，指一个人的意志品质水平，包括坚韧性、目的性、果断性、自制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自我执行能力。技商——个人的专业能力，分为学习能力、专业能力、技术能力、操作能力、执行能力。尤其强调动手操作的专业技能。

原始颠覆型创新人才是在一般人力资本素质的基础上，具有超常型人力资本的素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特有的志商，志商是德商的升华。就是确立人生志向和目标的能力，指做事情有方向性，高瞻远瞩，不仅是指具体的目标，而且包含认识现实世界改造世界，充满让世界未来更美好的责任感。特有的灵商，灵商是对智商的升华，是指心灵智力，即灵感智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灵感、顿悟能力和直觉思维能力。特有的逆商，逆商是意商的升华，用来测量每个人面对逆境时的应变和适应能力的大小。原始颠覆型创新者在面对困难时往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锲而不舍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立体的人，这就是逆商的体现。特有的心商，心商是对情商的升华。心商不仅是保持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能力，而且具有引导团队维持心理健康、保持良好心理状况，引领团队前行的能力。特有的胆商，胆商就是胆识能力，是对技商的升华。即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应对挑战、竞争和冒险的能力。胆商高的人具有非凡的胆略，能够临危不乱、破釜沉舟、力排众议；具有决策的魄力，能够把握机遇，该出手时就出手，以最快的速度应对环境的变化。

综合而言，原始颠覆型创新者的特有素质是高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德商之上的志商。高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智商之上的灵商，高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情商之上的心商，高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意商之上的逆商，高于一般人力资本所有者技商之上的胆商。因此，我们要以原始型创新人才培养为主导、多层次人才培养为系统的教育目标，压缩对常规型知识的教学和考核，探索对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灵感、激情、梦想、创意培育的教学和考核方法，帮助学生自我开发、自主发展。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基础上，持续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能力、分析批判能力、想象开拓能力、创意试错能力、实验操作能力、排困解难能力、协同合作能力、组织规划能力。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模式等多方面深化改革，使中国教育适应原始创新型国家能力建设的需要。

2.从引进模仿为主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赶超型创新以外观设计和实用型创新为主，比较少有核心技术创新，而且市场上往往伴随着比较普遍的假冒伪劣和山寨现象；原始型创新则注重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创新，依靠发明专利等原始型创新的知识产权获取市场利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从增量角度，2016年各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分别为中国（126万件）、美国（52万件）、日本（46万件）、韩国（23万件）、德国（18万件），而专利授权量排名分别为中国（32万件）、日本（29万件）、美国（28万件）、韩国（12万件）、德国（10万件）。2017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了5.1万件，同比增长12.5%，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专利的授权率与实际转化方面中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美国和日本发明授权专利占整个授权量的90%，而中国发明授权专利仅占整个授权量的20%。

如何开展基础研究，如何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保障高校、研究院所、实验室、企业、产业、金融、资本市场、中介服务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无障碍，无论是转让、许可或者入股，使知识产权所有者最大限度获利，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将创造性劳动成果法治化，才能获利于价值链的顶端，并且吸引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原始型创新。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往往以管理方法的改变体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对原始型创新而言，需要知识产权法、税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国有资产法、公司法、企业法、劳动法、民法、刑法等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的系统化改革。明确对创新型劳动的价值确定与保护有助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进程。科学家的超常性劳动的价值与常规型劳动价值的计算具有根本的不同。一般常规性劳动的价值计算依据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是超常性劳动却不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而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之前的创新者的超常性劳动。

当前要推动全社会认识原始型创新者的正外部性价值。正外部性就是，创新者提供了远远超出自身个人收益的社会价值，提升了全社会劳动者的价值水平。创新性劳动者的外部性付出应该纳入创新经济视野，尽快落实创新成果的大部分收入归于创新者，其余的由专利转化办公室代表学校或科研机构占有一部分，还有专利转化中介服务团队占有一部分。应设置专门的专利转化机构帮助科学家转化，解除科学家转化的后顾之忧，在利益上保障科学家的知识产权，原始型创新者还可以回购学校或科研机构股权。让科学家的创新型劳动价值落地，既可保护创新者的创新知识产权，让原创者合法致富，同时可以让全社会从创新成果中获益。

3.从伞型组织结构向网络组织结构转型

在赶超型创新中，脱贫致富为第一要义，创新者的行为往往跟着行政政策走，旨在尽可能快地获取短期利益。随着行政组织的开放而逐步的产生新兴市场和社会团体，比如学术共同体、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产学研联盟、基金会等，他们与行政组织的关系就像伞干与伞枝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主导权在行政组织。

在原始型创新中，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角，原始型创新源于具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原创型人才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吸引，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具有未来探索性的知识，是隐秘的、潜在型知识，行为体现型知识，能动创造型知识，最大特质是具有想象力，因此也是原始型创新最需要的知识。常规型组织很难及时识别和吸纳超常型默示知识，原创型人才必须依靠自己建立合适的非正式组织，将各类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等诸多要素整合到一起，实现超常型知识的价值创造。

创新型人才合作通过各种私缘关系起步，比如爱好之间的趣缘、灵感之间的心缘、目标之间的志缘、性格之间的气缘、精神信念的神缘、亲人之间的血缘、朋友之间的情缘、同乡之间的地缘、同学之间的学缘，同事之间的业缘、个人利益的物缘等。从第一代互联网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万物互联时代的人与人关系，是生产生活个体之间在人工智能平台上的公平交易与平等合作，个体权利的完善与社会自治的网络生态同步演化，中国原始型创新的启动与展开，与社会组织从伞状结构向网状结构递进相辅相成。

目前存在的知识产权转化难，除法治建设的滞后外，就是组织系统建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事原始颠覆型创新的人才基本缺乏一个开放组织平台让想法变成现实，把初始的产品做出来。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缺乏组织支持。发明专利如何转化为新兴市场的创新产品，需要实验、试制、试产、试销过程中的各种中介服务组织。国内高校还没有专业的转化机构，在当下是一个空白地带。三是缺乏支持转化的基金会和社会资本配置组织。四是缺乏具有科技专业知识同时又有市场开拓能力的科技经纪人专业队伍。组织是制度的载体，中国制定了很多促进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规条例，但是没有合适的组织去执行，很多时候成了空头文件。在从赶超行创新向原始型创新过渡中，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根基，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主体、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研究主体、以风险投资家为代表的投资主体以及以科技经纪人为代表的服务主体，应按照原始型创新的规律，在自我探索、自我开发中自由组合、自主治理、构成一张严丝合缝的横向合作网络，把科学家的发明专利真正快速转化为市场的产品，产生社会价值。

4.政府管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为主到提供创新创业制度环境为主

在赶超型创新中，政府按照赶超目标制定创新规划，用指令性项目管理分钱分物，又以行政政绩评价创新效果。政府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创新团队的领队和裁判。在原始型创新中，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市场的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和市场主体是原创主体，以自我探索自我开发启动，政府不能事先对无中生有的原始型创新进行系统规划，政府只能是原始型创新制度环境的提供者和服务者，侧重于给予原创者自我探索自我开发的包容和激励，给原始型创新主体提供创意对话、思想交锋的开放环境，给予原始型创新者的基础研究资金、新兴企业孵化等财政支持，培育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自治，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聚集，尤其是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转型，打通行政条块分割造成的基础研究薄弱和科技成果转化堵塞顽疾。

目前中国高校院所既存在基础研究薄弱问题，又存在科研活动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国内学科间、产业间的合作与融合存在利益屏障，研发资源错配突出，企业重生产轻研发现象普遍，融资机构对重大技术研发和转化缺少长期投资意愿。这需要政府从简单的分钱分物惯性中解脱出来，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组织、融资机构等多方合作，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构建基础研究链、应用研究链、成果转化链、产业链、资金链、区域链、全球链等良好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成为市场与社会自治、宏观共治的引导者，创新型人才的知识产权保护者和依法公平竞争的监督者。从投资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精心设计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中介服务专家、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等没有后顾之忧，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原始型创新的竞技场。深圳市政府提供的制度土壤生长出以华为为代表的行业领先企业，说明深圳市政府为了激励企业进行了原始型创新，这种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

5.从急功近利效益观到关注人的发展效益观

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中国创新的文化格局。赶超型创新往往是以国外已有的前沿科技为目标，模仿引进应用为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还没有能力无中生有地进行引领世界的基础研究，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也主要是GDP规模等经济指标。原始型创新是原创型科学家企业家结成联盟，致力于从基础研究到企业孵化再到产业成长全价值链的创造，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同时也是对现成的、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理论准则和实践惯例的突破，是对未知世界的超前性探索，这种探索不仅能够大幅度地增进社会财富和快速促进社会进步，甚至有可能诞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管理方式和全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人的全面且自由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体制改革的内容纷繁复杂，重点在于为原始型创新者的活动提供自由而法治的环境。现实的困境在于，客观上我们在本国进行的后端和相对低端的赶超型创新，往往发生在发达国家直觉突破式创新启动和和完成后。但是我们主观上往往把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赶超型创新当成了原始型创新，从而忽视了深化改革的必要。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要从赶超型创新上升到原始型创新，必须根据原始型创新的内在规律，对教育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文化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才能真正从逻辑推理式创新逆向推进到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这是中国必须的逆创新跃升，是中国创新必经的历史挑战与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