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邮政编码 210093。

我国原先是农业大国，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典型的二元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推进城市化，使广大农民通过城市化进入现代阶段。传统意义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西方模式的城市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我国不仅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创造了在农村建小城镇，创造了农民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而且在进入新时代又通过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0. 6% ,1978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只有17. 9% ,而到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59.6%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3.37%，尤其是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具有世界意义,创造了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低成本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成功的典范。

在通常情况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伴的,但是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30年中推进的在城市发展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城市化效应。其原因,一方面城市本身就有很强的就业需求，当时城市工业的发展只能满足这些就业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限制城乡各自是在封闭的系统中发展的。其中只有在1957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城市人口有过短期的爆发性增长（城市化率由1956年的14. 62% 一下子提高到1960年的19. 75% ）,但接下来的经济困难时期迫使1962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把相当多的进城农民赶回农村。1963年的城镇化率一下子回到16. 84%。直至1978年城镇化率也只有17. 92%。

我国城镇化的真正开启是在1978年农村改革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剩余显性化,剩余劳动力流向何方？在当时条件下，我国的城市同农村一样落后，既不能为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国家财力也不允许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当时以苏南和温州地区为代表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在农村建起了小城镇。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城镇建厂就业生活。农民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也是农民自己转移自己的低成本快速度的城市化道路。自此我国的城市化用城镇化来概括,到1986年城镇化率就达到24. 52%。

我国农民进入离土离乡的城镇化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城市地区开启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三资企业和外向型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的基建步伐也明显加快，劳动力需求明显扩大，带动服务业迅猛发展，就业渠道也明显拓宽，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分割体制也逐步打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现象，涌入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1998年的城镇化率一跃达到30.40%，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达22542万人，其中离开本乡镇的农民工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2.3%。71%的农民工在沿海东部地区就业。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既拓展了收入来源，也活跃了城市经济和生活服务,促进了城乡、工农经济的良性发展,满足了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出现了城市离开农民工就难以运转的状况。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城市化率达到49.68%。接近人口的一半在城市。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同城镇化是相互促进的。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除了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外，还得益于适应市场经济的城乡体制的改革,突出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了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打破了人口流动的城乡壁垒。

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城镇化率过了50% (2012年城镇化率已达52.57%)以后,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镇化已基本完成。“城市病”也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农民离土离乡后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儿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此背景下，城镇化也需要从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又有了新的创造：

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的市民化。过去的城镇化只是指农民进城，新型城镇化要求进城的农民享受市民权利，即市民化。进城的农民工入城市户籍意味着在上学、就业、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市民权利。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距大致反映进城的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的状况。2013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城镇化率为35.7%，两者相差18% ,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降到16.21%，但差距仍然很大,这方面的城镇化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解决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这样的农村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农民进城才成为市民，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对进城的庞大数量的农民工市民化有多大的供给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需要足够的农业劳动者，特别是知识型农民。因此人的城镇化需要解决农民不进城就市民化，享受平等的城市人的市民权利，城乡居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权利平等。就就业机会来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与在城市就业享受平等的权利。就受教育的机会来说，农民及其子弟入学及选择学校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就卫生和医疗来说，农民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就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各种社会保障不只是提供给城市人，也应提供给农村人。就享用公共产品的机会来说，农村人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机会。这是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体现。

其次是城镇城市化。处于广大农村区域的城镇在我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过去发展农村城镇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新时代赋予城镇化三大任务:第一，城镇要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心，主要功能是吸引现代生产要素。第二，城镇要提供农民就地市民化的机会，进入城镇享受市民权利。第三，城镇要吸引大中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转移的产业和人口以疏散大中城市。城镇实现这些任务就要具有城市功能，也就是城镇城市化，涉及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等城市功能。城镇需要按现代城市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包括集中供水、供电、供气、通路、通电话、通电视、通网络、办学校、办医院，以及生态建设等。第四，20世纪80年代推进的城镇化是农民自发的，走的是分散型道路，形不成集聚效应，达不到规模经济，形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自觉安排，走集约型道路,必须规划先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布局和功能,体现城市和城镇规划一体化。

三是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现代化的城乡关系是在保持城与乡的特色的同时在发展水平上实现一体化。如果说城镇化的初期是农业要素“化”到城镇，新型城镇化则是要求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化”到农村，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实际上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市要素流向农村基本上是通过流向城镇后向乡村扩散的。首先是把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化”到农村。通过扩大农村社会分工，克服自然经济及其残余，打破城乡之间的要素分割体制。建立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使农村尽快赶上城市的市场经济水平。消除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做到城乡就业同工同酬，城乡土地同地同价，城乡产品同市同价。其次是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从而使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和居住地不受户籍的限制。农民居住在城市，城市职工居住在农村城镇完全取决于各自的选择。第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由此解决农民不进入城市在当地城镇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特别是在城镇享用与城市平等的优质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资源。

总的来说,西方模式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在城市化实现以后再去解决农民问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城镇化一开始就是在农村改革分离出剩余劳动力基础上,农民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建设小城镇,从而创造了农民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开启了离土离乡的城镇化道路,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进入新时代后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人的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城镇化始终是尊重群众创造,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协调发展。这条道路是中国创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