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云虹，女，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兰州 730020）。

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市场是指以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为目的，在一定区域内由众多经营者交易某一类或若干类具有某种逻辑关系的商品，以批发为主或批零兼营，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相结合的现货商品交易场所。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中，专业市场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集聚，进而提高集群内经济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浙江省为例，其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地方县市甚至乡镇的小企业集群生产模式，即若干中小企业甚至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在空间上集聚，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形成相互之间高度分工专业化的集群。

专业市场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区域发展效率，主要在于：一方面，对商品的需求者而言，专业市场具有信息优势，如交易者和商品信息，有利于高效率寻找交易对象和信息，从而降低交易失败率。对中小企业而言，特别是对于资源能力有限且不能建立自己销售渠道的中小企业，专业市场有集聚本地和外地各种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能力，企业可以在前向市场上进行低成本采购。同时，销售渠道的聚集与完善为企业节约了产品销售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专业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产品交易市场，还可以降低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其他附加费用。专业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监管部门对市场监管的规模效应，实现规范化管理，从而降低监管费用。同时会控制和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带来的有失公允的交易行为，从而降低支付风险，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2018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的GDP仅为184302.13亿元，占全国同期GDP总量的20.15%，仅为东部地区的34.27%。西部欠发达地区能否借鉴发达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经验，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专业市场，通过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这对于加快西部发达地区的追赶步伐，实现后发赶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区域间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其缩小路径的文献很多，且研究视角多样化。一是基础设施视角。Démurger（2001）研究发现，造成中国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基础设施的不同程度发展，沿海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带来的辐射作用有利于内陆地区的发展。Periraand Roca-Sagales, Cohen and Morrison，Cohen从实证方面验证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正溢出效应，即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交易能力，从而有利于两地间经济增长。金祥荣（2012）认为，提高落后地区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改善落后地区或者地区间的基础设施来实现，但若两地间的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会降低社会总福利。二是投入要素视角。杨刚强（2012）发现，差别化的土地政策有利于构建富有效率而又不失公允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樊士德（2013）通过研究劳动力外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对劳动力流动者本身的福利效应，发现后发地区与中低收入阶层的发展与变化轨迹比发达地区更能验证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果。孙军（2014）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实现地区间的资源配置，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效率在流入地和流出地是不同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三是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集群视角。惠宁（2009）检验得出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专业化分工水平，但浙江、陕西两省的优势产业及其经济的发展，验证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覃成林（2010）考察了广东省内通过产业转移解决其内部不平衡发展及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徐景峰（2010）通过对中国12个制造行业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前还是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而不是依靠产业集群的“外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王坤（2011）认为，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非均衡性特别是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区域创新力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综上可见，已有文献从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与承接等方面研究了落后地区如何追赶发达地区以实现其跨越式发展。相对而言，从专业市场角度研究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专业市场的视角，考察其作用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原理，并运用2008—2017年除西藏之外的西部11省（区、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目前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表示要素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有学者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分解为三个因素，即规模效率的改进、纯技术效率的改进和技术创新。这三个指标分别代表后发经济体技术追赶的技术引进阶段、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和自主开发阶段。基于此，本文选择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水平，对基于专业市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追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1.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西藏数据缺失）与代表性，本文采取2008—2017年西部地区除西藏之外的其余11省（区、市）面板数据，考察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追赶效应，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见式（1）：                 

Y代表被解释变量，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由于研发资本投入或先进技术使用所带来的微观生产技术进步，二是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西部地区各省的TFP，其中，资本投入变量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表示，数据处理过程参照张军等（2004）；劳动投入变量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口数表示；产出变量用实际GDP表示。Agg代表核心解释变量，以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指标表示。本文采用王小鲁、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分项指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数据，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2015年的数据使用2014年和2016年的算数平均值近似替代，2017年数据用2016年数据替代。一般情况下，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市场中的中介商和服务机构能够及时为企业提供市场的供求信息，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滞后性，同时把市场中的买方需求反馈给企业，使企业根据买方需求进行产业升级，达到买方和卖方之间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即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则越低。

 H、RD、FDI和FT代表控制变量，分别以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水平、外资投入水平、对外贸易水平表示。

对外贸易水平（FT）。用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与国内的企业相比，国际企业可以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的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水平（H）。人均受教育年限可以体现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越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就越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能力。根据已有研究（徐现祥，2004；郝睿，2006；张学良，2012），本文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该指标。平均受教育年数H＝6s1+9s2+12s3+16s4，s1、s2、s3、s4分别表示６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所占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科技投入水平（RD）。用各省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表示，即各省R＆D经费投入量与各省GDP比值。科技投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数据来源于历年《科技统计年鉴》。

外资投入水平（FDI）。外资的引入一方面有利于更新企业的管理理念，另一方面技术的溢出效应可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进而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该指标用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各省GDP的比值（投资额按美元的当年平均汇价折算）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

2.实证检验与分析

使用似然比检验不存在时间效应，所以模型中没有加入时间虚拟变量。Hausman检验拒绝了固定效应，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综上，本文采用不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多种不同设定对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4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加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制环境水平较低，反映出该地区市场中的中介商和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市场的供求信息存在不对称性或者滞后性，造成买方和卖方之间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联不密切，提高了交易成本，不利于地区内部资源的配置与协调，制约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跨国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与国际市场对接欠佳，对外贸易没有为其带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显著提高，因而无法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2008年，西部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为7.75年，2017年提高到8.83年。人力资本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反向作用，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产生偏离，教育未能使人才红利充分发挥出来；其次是人力资本变量的衡量也未能反映出人们“边干边学”过程中掌握的技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投入水平（RD）每变动1%，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3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技投入发挥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提高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对外资投入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15，且较为显著，体现了外商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

四、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对比

近年来，中国专业市场成长迅速，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专业市场数量、营业面积和成交额等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截至2017年，全国有各类专业市场3308个，营业面积21524.99万平方米，年成交额82413.26亿元，较2008年增加了近一倍。但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不一，存在显著区域差异。

1.专业市场发展现状

2017年，就专业市场数量方面来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拥有的专业市场数量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拥有专业市场最多，为1963个，东北地区最少，为233个；专业市场年末出租摊位数方面，东部地区年末出租摊位数1217077个，是中部地区的3.70倍，西部地区的3.32倍，东北地区的6.71倍；专业市场营业面积方面，东部地区营业面积分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3.77倍、2.90倍和10.85倍；专业市场成交额方面，东部地区成交额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达到59227.58亿元，占全国专业市场成交额的71.87%，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占到11.40%、11.24%和5.49%。从专业市场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专业市场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

此外，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专业市场数量（个）、专业市场年末出租摊位数（个）、专业市场营业面积（平方米）、专业市场成交额（万元）、人均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成交额/人口数量，单位：元/人）、单位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成交额/专业市场数量，单位：万元/个）和专业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7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作为评价专业市场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数，得分越高，说明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越高。

结果显示，2008—2017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得分均值分别为0.642、-0.326、-0.357和-0.179。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地区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市专业市场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均值为2.295，居于首位，浙江和江苏的均值分别为1.756和1.653，位列第二和第三，属于高水平类型，三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属于中高类型的省份共有6个，其中，天津、河北、山东、广东4省位于东部地区，重庆位于西部地区，辽宁位于东北地区；17个省份属于中低类型，按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新疆、河南、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湖北、江西、广西、宁夏、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各2个，中部地区5个，西部地区8个；低水平类型的有陕西、山西、青海和海南，专业市场发展水平最低，其中，有2个省份西部地区。

2.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欠佳的症结分析

提起专业市场，“温州模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其专业市场的成熟度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甘肃省临夏地区的专业市场发展一度繁荣，被誉为中国西部的“旱码头”。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临夏考察时曾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临夏专业市场在当时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的专业市场迅速成长，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但临夏专业市场的发展却陷入了困境，落后于全国专业市场发展的脚步。“临夏模式”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专业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专业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通常有相应的产业集群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关系。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一定规模的产品供给企业，即产业集群的存在，产业集群可以为专业市场提供大规模、多样化、低价格的产品，提高专业市场的竞争力；而专业市场也可以凭借其自身的需求集聚效应和信息优势为产业集群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共享式的交易平台，从而带动和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对比“温州模式”和“临夏模式”，虽然二者发展的初始条件基本相同，都是凭借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以市场化推动工业化的道路。但不同的是，温州通过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反过来又为专业市场提供了支撑，“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以及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温州模式”的亮点所在。而临夏专业市场的发展未为其带来产业集群，没有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也很难持续繁荣。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关系，这不仅是“临夏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大部分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此外，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存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尚不完善，专业化分工不细致等一系列问题，产业集群的发展并没有同沿海发达地区一样发挥显著优势，从而无法对专业市场起到很好的催生和支撑作用。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未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虽然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持，但拥有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市场。例如，西部地区可以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打造旅游业专业市场。云南鹤庆白族新华村，正是通过发展旅游业，为专业市场提供了客源和市场需求等初期条件，最终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银器专业市场；云南新平县的柑橘专业市场发展也同样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优势，并以“褚橙”品牌为核心，借鉴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在种植面积上形成规模化，在生产上进行标准化管理，在发展上走产业化道路，在经营上采取互利共赢的模式，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就目前西部地区专业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部分地区仍然无法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比较优势，甘肃、云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处于全国前列，但却未能形成同安徽亳州、河北安国规模相同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从整体上看，特色产业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优势资源的开发多各自为战，缺乏合作以及统一的科学规划，无法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专业市场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西部地区难以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专业市场。

三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的发展环境尚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二是市场环境尚需健全。基础设施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专业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专业市场的目的是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设施为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以缩短流通时间，交易费用就很难降低，从而阻碍专业市场向外辐射和发展。西部地区由于地形等因素的限制，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相较于东部地区比较落后，成为制约专业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市场环境方面，以行业协会为例，西部地区缺少行业协会对专业市场的协助力量。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对内提供服务，制定行规行约，协调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对外代表本行业全体企业的利益，向政府表达意愿。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显示，2016年，在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上，全国平均水平为7.29分，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9.96分和9.00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18分和4.69分，西部地区最低。显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受到现有体制的约束，已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导致西部地区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制约了专业市场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反映经济效率，同时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区域经济追赶效应的协同作用，实证研究了西部欠发达地区专业市场的追赶效应，并对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专业市场基本情况和综合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专业市场成熟度仍然较低，尚未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因此，西部欠发达地区必须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专业市场，从而提高其市场交易能力和效率，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加快对发达地区的追赶，实现后发赶超。

第一，西部地区各省份应充分认识和发挥本省比较优势，对该省专业市场进行精准定位。因为西部各省份间的经济差距较大，现有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各省市区应以自身比较优势为依托发展专业市场，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满足商品需求者对交易对象和信息的搜寻，实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间的合作以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比如，甘肃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孕育了丰富的农产品，如中药材、静宁苹果和马铃薯等，有着发展专业市场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绵阳一直以来在国防军工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四川绵阳科技城“一核三区多园”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有着发展专业市场的政策比较优势。广西、贵州和重庆三省份均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合作发展旅游业专业市场。陕西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有着发展专业市场的技术和政策比较优势。同时，为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效益，应充分考虑环境承载力限制，注重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使专业市场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后发赶超。

第二，加大政府支持并引导政策供给。要制定相关政策，保护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资源，为专业市场发展以及相关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做好发展专业市场的规划，尤其是协作区，进一步促进专业市场发展，实现专业市场的升级。此外，中介组织在提高专业市场区域竞争力、实现企业间合作与发展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逐步推进专业市场体制改革，提高其知名度。在专业市场发展过程中，重视市场软条件，即以地区比较优势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提高专业市场的形象与知名度；积极鼓励并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增强专业市场的区域竞争力。同时可以专业市场为支撑，沿产业链方向发展产业集群，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第三，加强其他优质经济增长要素的供给。要高度重视中国西部地区的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推动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核心的改革，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使人力资本红利得以充分发挥。人才区位选择决定区域繁荣，而地方品质决定人才区位选择。因此需要提升全要素品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打造优美建筑和生态环境。构建快速高效的信息网络，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破经济起飞瓶颈，充分发挥其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正溢出”。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注重科技资本使用效率，使科技更有效地提高生产力，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充分引进和利用外资，引进前沿技术以及改善自己的企业管理理念以提高技术效率。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1期